合作型信任: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关系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相互合作来进行社会管理。合作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也应以合作型信任为基础。合作型信任与契约型信任、习俗型信任相比更有利于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为此,通过建立公共承诺机制,构建平等的对话机制,完善制度体系以及培育相互信任的社会文化来构建合作型信任。     

城市融入、组织信任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以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研究8个城市24个纺织服装企业85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信任总体状态处于中间水平,其组织信任(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和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以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感受为表征的城市融入之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说明传统的信任途径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与实践、制度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组织信任对于社会信任变异解释力说明了社会信任建构的制度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是关系的,也是结构和制度的,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法制建设提升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以及消弭社会排斥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从信任产生的角度谈和谐警民关系构建

“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要范畴和行为规范之一,警察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警民之间必然形成一种“公仆”与“主人”、“鱼”和“水”、“木”与“本”的关系,这种关系要和谐,就必须以信任为前提和基础。在信任产生的过程中,警察处于主导的、先行的地位。当前,影响人民群众对警察信任存在五种不刑因素,应当科学把握信任产生的规律,进一步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全面建设警方信任体系和机制,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     

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下的政府信任关系历史类型研究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作为一种国家统治的整合机制,表现出使民众对权威和国家单向性、依附性顺从的功用。近代社会,官僚体系下政府运用法制管理社会所形成的工具性思维把政府信任关系纳入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框架,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形成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在公共政策多中心执行模式下,多元主体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现合作治理。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信任在合作过程中逐渐增长,促进了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充分发育。     

论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的信任教育理念

教师与学生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大学生德育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的基本前提之一，这种关系的建立有赖于教师的信任教育理念。教师可以从更新教育理念与方法、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建立互动的信任型师生关系等方面建构信任教育理念。     

论政府信任关系的秩序功能——读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

秩序的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分析社会的秩序需求时,会发现政府信任关系与秩序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中,张康之教授在历史的坐标中把人类以及政府的信任关系划分为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认为在习俗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所造就的是权力秩序,在契约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则造就出了法律秩序,正在成长中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将成为合作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习俗型和契约型的政府信任关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权力秩序、法律秩序反映在各自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是以社会隔离的方式去强化社会的异质性的,它们分别反映出了制度的理性危机和道德缺失。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将扬弃既往所有的外在秩序追求,为确立一种有机性的、内在于人的和谐秩序提供支持。     

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及教育对策

采用修订的Rotter人际信任量表,对北京市五所大学的5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人际信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人际信任水平低于女生;关系信任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一、二年级分别与三、四年级存在显著性差异,关系信任水平随年级升高而升高;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提升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教育管理建议:第一,对大学生加强人际交往的指导工作;第二,加强制度化建设,建立公平、公开、透明的制度规则。     

中国情景下的公民文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制度理论、文化理论是西方解释政府信任起源与影响因素的两种竞争性理论。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波、第三波数据,本文检验了两种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效力与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制度理论对我国政府信任具有良好的解释效力,但是不同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和变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的线性关系趋于复杂;文化理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低估,从文化视角解释政府信任应当关注公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本文也验证了我国政府信任的结构差异和非均衡特征,有关政治代表性信任与行政执行性信任的区分,提供了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任结构分化的有效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同时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政府信任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辨析。     

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社会资本功能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的实施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广泛的参与网络与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格网络、与人民群众的相互信任、一系列的保证群众利益的制度和规范。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应该通过坚持群众路线来加强网络、信任与规范的社会资本建设。     

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信任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心理学两大路径提供了信任生成和变化的不同解释,但尚未有较为成熟的国际信任的文化理论解释.文化与国际信任的研究包括两个层面的议题,即作为影响因素和背景的文化如何影响信任的形成和变化,以及作为文化变量和理论的信任的特性是什么.借鉴中国社会心理学关于文化信任的研究,本文提供0种国际信任的文化模式,探讨同质性、关系基础和关系交往三种影响变量如何产生身份性信任和交往性信任.冷战后中日和中国—东盟国际信任的生成过程表明,国际信任的形成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理性选择过程.其中,由于关系基础未得以改善,中日始终受困于先赋性不信任,而中国—东盟之间的国际信任发展较为迅速,但仍倾向于特殊信任而非普遍信任.文化与国际信任研究揭示的是国际信任的社会逻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中国对外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信任机制建构三重维度中的伦理

制度、伦理及关系在社会信任机制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三者构成的三重维度支起了社会信任机制重建的框架。伦理是三重维度中的文化因素,具有自身的优势,但同时又并非完美无瑕的。吸收传统伦理的合理内核,弃其糟粕,在伦理与当前的信任机制构建之间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对提升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建立更普遍的信任不无裨益。     

政府信任媒介的信任建构逻辑及其获得机制建设——基于乡镇政府的考察

政府信任媒介主要包括日常话语、接触、民众参与和文化符号.它们分别通过代表正向效应的“街谈巷议”和代表负向效应的“流言蜚语”两种方式,旁观-过渡-决策三种类型、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四种政治文化,来建构和影响村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信任.为了使政府信任媒介能够对政府信任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我们的制度系统应该建立三种信任获得机制:一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二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动力机制,三是乡镇政府信任的评价机制.     

美国政府与民间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制度规范研究

制度规范是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美国政府与民间非营利组织之间关系的规范化可以从制度规范的不同类型来研究。这种制度规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政府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规范与管理制度。美国政府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规范管理十分复杂,但其目标主要有二:一方面是维护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监控这类组织及其管理者依照组织宗旨和目标开展活动,保证其将各种资产用于公益事业;另一方面是为民间非营利组织提供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和鼓励这类组织的成长与发展,使其发挥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     

制度化信任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探析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警民关系可以划分为具有陌生人特征的制度化信任关系与具有熟人特征的人格化信任关系,二者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是相互补充,共同起作用的.不过,在当代的复杂社会中,制度化信任在警民信任关系建设中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通过典型案例的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警民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制度化信任危机”.因此,增进我国警民间的信任关系也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在吸纳当前公安机关所采取的有益经验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民众对于地方公安机关的组织与法律约束力的信任力度,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制度化信任体系.     

试论非营利组织的诚信建设

非营利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以及西方国家都出现过非营利组织诚信缺失的案例,严重影响到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为加强非营利组织诚信建设,非营利组织必须形成以人为本,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法治与德治并举的非营利组织信用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政府信任现状及重建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不仅影响政府自身的效率，对社会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和社会伦理都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政府在与民众的信任关系方面还存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要重建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就要从营造诚信环境、转变治理观念、建立民主行政、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完善监督机制五方面着手。     

医患关系的法律界定与信任建构

我国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投射出法律规制与社会信任的双重困境。这与理论层面医患关系法律性质的长期分歧难以界定深刻相关。通过对性质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的各种争议观点进行对照式研究,可导出医患关系实质上类同于英美衡平法上的被信任者义务性质,其意在维护患方的"相当生活水准期待",故而具有市场-社会的二元面向。鉴于此,纾困的关键在于构建并强化医患关系的信任内核。实践中应当不断健全医患沟通机制并着意形塑相关社会性组织架构,开启医患双方开放参与、交往互动的治理进路,从而促成医患关系的良性转型。     

中国乡土社会信任关系的重建与法治秩序

由于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乡土社会信任关系仍然具有血缘、地缘色彩,这不仅使市场经济秩 序在全国的均衡发展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和难题,而且也对中国乡土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产生了某种 "瓶颈"制约,因而要重建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推进中国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     

我国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公民政策参与的阻滞

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进展,公民政策参与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有效的政策参与依赖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信任与合作关系,而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建立以社会资本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存在诸多缺陷,如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各种规则和制度的不健全、公民政策参与组织基础的薄弱以及传统政策过程的路径依赖等,制约着我国公民政策参与。     

我国危机善款管理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善治伙伴”关系探析⒇

＂善治伙伴＂关系的确立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的前提。在合作的基础上,政府有选择的让渡,非营利组织有选择地进入,二者秉承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原则,开展多种契约性、制度性的联合,建立起＂善治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危机善款管理是危机治理中的重要环节。危机善款管理中二者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非营利组织参与危机治理的法律体系尚待健全、善款管理中缺乏有效的相互监督机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沟通经验匮乏及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信度不高等。而建立和完善＂善治伙伴＂关系的法律保障体系、构建行之有效的＂善治伙伴＂监督机制、健全高效的＂善治伙伴＂信息沟通机制、提高非营利组织自身公信度则是走出困境的尝试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