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统合赋能均衡治理:新型举国体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式路径北大核心

尽管新型举国体制业已成为研究显学,但其在国家空间治理场景中的效用仍缺乏学术关注。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助推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形势下践行习近平“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原创性思想的中国式路径。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特质是党的领导,其在地化运作机制是政党统合。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特质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其在地化运作机制是均衡治理。赋予均衡治理政治势能、空间动能和行动效能,是政党统合驱动均衡治理的三重理论逻辑。相应地,以党中央权威统领国家空间治理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以跨区域统筹机制总揽“适配互补型”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以及以跨部门协同机制引领合作型集体行动,是政党统合赋能均衡治理的三条实现路径。作为践行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的“政治学之思”,“政党统合赋能均衡治理”微观理论不仅捕捉到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驱动,更发掘出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空间治理效能的中国经验,但其应用力仍需要实证研究检验和支撑。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供给

随着跨区域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大量兴起,地方政府间的开放和合作趋势不断深入,但由于制度惯性、市场竞争、资源稀缺等原因,府际间的合作治理出现一定的路径依赖,如何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克服区域发展所导致的负外部性效应,以合作治理的形式提供优质的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新课题。因此,地方政府间应构建新型的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增强跨区域合作的动力,以实现地方政府间跨区域的合作治理。     

我国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

区域公共治理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区域战略实现。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制度驱动与技术赋能：数字治理过程中政企价值共创机理研究

实现公共价值是数字治理的重要目标,广泛的政企合作则成为推动数字治理公共价值共创的主要力量。那么,政企行动者如何在数字治理中共创公共价值？相应的驱动机理是什么？这是数字治理必须面对与妥善应对的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行动者的动机、资源与能力、属性与关系来理解数字治理中的政企价值共创行为,本文则从制度与技术关系这一中观与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运用杭州X区在瓶装燃气领域的数字治理案例,探讨政企合作进行数字治理公共价值共创的驱动机理。案例显示：数字治理中的公共价值共创是一个动态过程,经历了价值确立与共识达成、共同生产、模式扩散等阶段,共创了多维内容的公共价值（经济、行政、社会、服务价值）。这一成功的过程与结果来自于制度驱动与技术赋能的共同发力。这些认识,启示理论与实务界要破除简单的“技术赋能”,从制度与技术互动关系的视角入手,在政企合作中共创公共价值,实现数字治理的良好成效。     

网络抑或统合:开发区管委会体制下的府际关系研究

开发区的治理模式有三种:政府治理型、政企合作型、企业治理型,前两类一般设有管委会。根据政府介入程度的不同,开发区管委会体制可以细分为六种类型,分别在"连续性光谱"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但对具体的开发区来说,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在光谱的不同位置间游走。在实践中,开发区管委会与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属地政府、周边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府际关系网络。在总体上,它们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其自主性进行多元化探索的产物。正因为缺乏统一的规范,开发区管委会体制下的府际关系,长期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如果说以往开发区建设的关键抓手是政企统合的话,那么未来开发区治理的关键问题是,理顺围绕管委会形成的府际关系网络。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现有的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模式虽然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没有为我国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模式发展成合作网络治理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则为“社区再造”提供了进一步改革的原则与指南，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公民参与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支持，而且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具有经验典范的意义。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小区居民自治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适应性分析——以青岛市镇泰花园小区为例

自主治理机制是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机制,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理论,自主治理需要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与相互监督等三个基本问题。青岛市镇泰花园小区2003年被物业管理公司弃管后,在小区精英的带领下成立两委进行自主治理,解决小区公共物品供给、社会规范提供与小区冲突的化解,成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镇泰花园小区成功自治的经验是:重视挖掘、发挥小区领袖及小区积极分子的作用,重视制度设计中决策的民主化以及积极培育小区自组织与小区社会资本等。     

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在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又各自为政,诸如地方保护、重复建设、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区域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问题大量存在,极大地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区域政府需要在政策、制度安排方面进行深层次调整,加强区域公共管理,从而为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     

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制度分析——基于安徽桐城市青草镇黄砂资源过度采集问题的个案研究

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制度为中国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文章以安徽省桐城市青草镇黄砂资源过度采集可能导致的溃坝危险问题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基于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在2012年对安徽省桐城市青草镇进行了实地调研,分析了该地区黄砂资源过度采集问题出现的原因,总结了村民在黄砂资源过度采集制度中的合作困境,尝试进行理论阐释,同时提出解决该区域黄砂资源过度采集问题的治理建议,探讨建立黄砂资源采集制度的可能性,即相对于政府的直接经营和管理,相关利益各方为主体多方参与的自主治理制度可能更有效率,以期对于扩展我们对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浅析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与第三部门的角色

在全球性的“治理”变革中 ,第三部门将与政府一起共同承担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责任。政府源于社会 ,服务于社会 ,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中扮演着生产者、安排者或提供者两种角色。在当前 ,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担当生产者角色 ,另一方面又担当起培育第三部门的职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以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 ,我国政府将逐渐实现由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向安排者或提供者的角色转换 ,同时第三部门也可扮演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生产者的角色。     

治理的“立体化”面相:多层级治理的概念、模式及争议

多层级治理最初被学者们用来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后来,这一术语逐渐扩展到政治学其他研究领域以及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多层级治理指的是多个管辖权层面的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进行的持续互动的制度安排。多层级治理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模式。按照管辖区域特点、成员身份是否重叠、管辖层级有限还是无限以及制度安排是稳定还是具有弹性等四个因素可以将多层级治理分为两种模式,而引入结构性因素与等级化因素之后,则可以将多层级治理进一步分为四种模式。多层级治理的兴起引起一系列争议,这些争议既有事实层面的也有价值层面的。     

"统合主义"政府: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小政府、强政府”的治理理念对于加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     

公共事物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

对公共事物的治理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首先分析了市场派在公共事物治理中面临的三种困境 :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 ,接着对政府派在公共事物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 ,最后提出了克服公共事物治理困境的五条有效途径 :建立多中心治理结构、建立自主治理结构、提升政府能力、广泛的公众动员及培育公共精神     

我国区域合作治理困境与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

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是为解决地方政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ICA)问题而采取的制度安排。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我国当前的区域合作治理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协作为主要形式,存在着横向政府协调缺乏约束力、纵向政府过度介入与介入不足并存、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等问题,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境,交易成本高昂。本文提出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概念,认为在区域合作治理中要正确发挥纵向政府的作用,将上级政府的纵向嵌入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协调相结合,以降低交易成本。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受到区域合作性质、区域合作风险、区域差异特征以及地方政府自主权等因素的影响。嵌入方式包括政治动员、法律和行政命令、战略规划、制度激励、项目评估、省部际联席会议等。应根据区域合作的不同类型,综合分析上述因素,合理选择纵向关系嵌入的时机、程度与方式。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为我国府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对推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有效合作,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益。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企协同研究

公共危机有效治理需要社会参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拥有不可忽视的能量。政府与企业的各自诉求构成两者互动的基础,两者优势资源互补构成完善政企协同的前提。但是,两者都需要转变观念,政府更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建设,需要鼓励企业发展应急产业。企业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合作应急能力建设,才能推动两者和谐互动,开创公共危机治理新局面。     

第三方治理: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第三方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工具,是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而导致的治理困境的必然产物。第三方治理具有开放性、专业性、契约性、竞争性等核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第三方供给、第三方运营、第三方监管、第三方评估等不同的实践模式。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第三方治理实践存在着制度困境、契约困境、执行困境、信任困境等治理风险和困局。但不可否认的是,第三方治理是对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补充与创新,是推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和手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途径和方式。     

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公共空间与集体行动——来自河南荥阳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参与行为的考察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熟人社会结构,乡村公共空间也正经历着转型与重塑。本文通过对河南荥阳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参与行为的研究,考察了社会转型期乡村公共空间与农户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乡村公共空间可以有效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具有催生社会资本的作用;同时提供了权威治理与自主治理对接的平台。转型期乡村公共空间具有弱质性,为促进农户的合作行为,政府应重视乡村公共空间的构建与发展,加大社会资本的培育,同时加强政府引导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