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的焦点法律问题及其应对

近年来美国蓄意将"航行自由"纳入南海问题的核心议题,致使中美之间围绕南海航行自由的争议日益凸显。这主要源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的模糊不清以及由此引起的具体解释的两相分歧。该争议所涉及的焦点法律问题集中体现在:外国军用船舶无害通过领海是否需要事先通知或者许可的问题;外国军用船舶和飞机在专属经济区内是否具有进行军事活动的自由权问题;沿岸国对毗连区内的航行是否具有安全管辖权,以及防空识别区内对于仅在国际空域而不进入领空的飞行能否进行安全管制的问题。中国需要将法律路径与政治路径纳入宏观战略视野之下进行统筹规划,才能有效应对与美国之间有关南海航行自由的争议。     

中美防空识别区规则是否存在分歧?

美国"空识区"规则对其他国家影响极大,在一定程度上是该领域国际惯例的基石。对比中美"空识区"规则可以发现,二者基本上不存在重大分歧,中国"空识区"规则符合国际惯例。美国"空识区"规则在适用范围上"有意模糊"民用和军用航空器之间的区分,其在实践中并未将"空识区"规则适用于军用航空器。美国此举主要是为了便于其军用航空器以传统的"公海航行飞越自由"为根据,在他国"空识区"和专属经济区肆意行事。目前,并无国际公法限制各国的"空识区"规则,尤其对于军用航空器,尚无明确保护沿海国安全利益的国际公约。针对"空识区"相关问题,中美两国应充分利用已有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及时进行磋商,加强合作并管控危机。     

美国对中国军力的认知

本文考察了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力的认知情况,并对一些重要机构的研究报告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美国在中国军力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四点共识,但对中国军力背后的意图判断上仍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为中美战略对话提供了空间,也说明中美还需付出努力才能把握好21世纪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     

寻求韩国预防大国在东北亚冲突中的作用

随着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与责任与日俱增,中国在解决地区安全、贸易及环境问题等方面的合作日益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美中关系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关系。但东北亚地区有许多问题会经常引发中美两国产生争议和冲突。本文将论证朝鲜半岛问题本身对这种中美合作关系的负面影响。天安舰事件证明了中美两国合作关系的脆弱性;包括核问题在内旷日持久的＂朝鲜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美国和中国在如何看待与解决朝鲜问题方面存在分歧。特别是在过去两年内,两个大国之间的分歧已经扩大。因此,本文最后将论述韩国对改善美中关系的作用。为避免冷战格局重现,韩国在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应该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寓意

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我们理解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上有何分歧以及如何解决分歧,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中国人和美国人具有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对来说,中国人更擅长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美国人则更擅长于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中美成为两种非常不同的国际行为体。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既是两种行为方式的博弈,更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较量,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着眼于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不仅要学会换位思考,而且应以对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对方的战略行为,不断提升战略互信。     

求同存异 行稳致远——“纪念‘中美长期对话’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21年5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共同主办的"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纪念‘中美长期对话’3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及美国前政要与会,就中美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美两国国内经济及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对话和交流。     

推动中美贸易问题的非政治化--美国工商利益集团就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游说

1999和2000年,围绕是否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存在明显分歧。劳工组织等团体试图通过将贸易问题政治化,阻止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工商利益集团则从维护在华商业利益出发,大力推动贸易问题的非政治化,最终促使国会批准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工商利益集团的游说,实际上是一次美国全国范围的中美关系教育运动,对促进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对两国贸易关系乃至整个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密切中美经济往来,推动贸易问题非政治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影响。它反映出,工商利益集团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维护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积极力量。     

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焦点、根源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主要围绕着岛礁建设、航行自由、争端解决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着激烈的战略博弈。其内在根源,主要是两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不同、海洋政策主张存在分歧以及两国对南海地区主导权(或曰影响力)的争夺。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同时,中美两国因互有所求、相互借重不断加深,也不会因南海问题彻底摊牌,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保持总体可控、斗而不破的总基调。但由于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持续加大军事力量的投放力度,两国军事力量正面交锋不断增多,不能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长消,美强我弱、彼攻我守的态势将逐步发生逆转,我将稳步提升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四十余年的回顾与思考

台湾问题对中美双方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但它对双方具有同样的风险:它是最有可能引发双方冲突的因素,因此中美都要十分谨慎,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有共识,都主张一个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中国的最终目的无疑是统一,是台湾回归祖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而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状况是两岸不统、不独、不武,台湾与祖国大陆实际分离的局面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最根本的分歧。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仍然要保持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包括售台武器。这是引起中美关系颠簸的一个重要原因。美方一直要求中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方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放弃使用非和平手段,不允许任何势力、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大框架中的一个问题,美国对台关系也必须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展开,美台之间只能有非官方的关系。任何试图让美国对台政策脱离一个中国框架的做法都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的冲突根源与调适路径

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的根源在于网络空间发展与经济社会运行深度融合、中美网络战略的结构矛盾,以及两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竞争特性。挑起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是美国寻求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观和网络安全观的体现,也包含平衡中国实力增长的意图。随着对网络安全认知不断加深,相互政策不断碰撞磨合,中美两国管控分歧意愿逐步增强,及至达成各自承诺不从事、不支持经济网络间谍活动的共识。中美关系竞争面的上升,促使网络空间控制权和网络治理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常态,因而围绕经济竞争与安全博弈的网络争端仍将不断出现。未来中美能否有效管控分歧,避免引发新的冲突,还在于两个互联网大国网络战略理念的相互塑造和网络空间利益的相互调适,并在网络安全领域展开务实合作。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萨德"问题的困境在于,韩国认为"萨德"可以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韩同盟的利益;中国认为"萨德"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必需品,却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韩国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了支持美国,并打开了美国在其东亚盟国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门。这种分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中美竞争"和"韩美同盟"两大结构性限制下的必然矛盾。当前,随着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开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立独行",中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但两国也应当对伙伴关系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审视,降低对彼此的期待,加强管控矛盾和分歧,在既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渐进式发展。     

美国对海底权利的诉求与国内利益的平衡——以海底界限的争论为中心(1969～1972)

美国海底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利益的平衡.本文从政府部门间、利益集团闻及部门机构与利益集团闻相互博弈的角度,对影响美国海洋政策转向的因素进行探讨.文章认为,1945年<杜鲁门公告>是美国首次海底权利声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关于是否扩展大陆架权利的争论.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宽狭大陆架界限的分歧到利益集团关于经济利益与军事利益的争论,其中的分歧或趋同主导了尼克松政府在海底界限问题上的两次政策转向.最终美国将海底问题交由联合国,回归国际海洋体系.这反映出美国国内部门、集团利益在美国海洋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管控分歧 促进合作

正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方历来主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应该本着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两国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好两国关系。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中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应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打开两国关系的新局面。"     

中美俄战略的异同

中美俄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后到苏联解体,其主要特征是苏美分割势力范围、相互争夺霸权.后来中苏发生分歧,中美接近,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50年风雨,中美仍要向前

受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国际关系理念差异影响,中美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美国一些势力妄图破坏中美关系,阻挠中国发展。每当中美之间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回望尼克松第一次访华那段历程,启示良多。“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暨《上海公报》签署50周年。《上海公报》是中美签署的第一个联合公报,由此确立了两国发展相互关系应遵循的原则,特别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中美双方将于近期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相关情况中方将会及时发布。”这是2月10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所披露的一个信息。     

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

40年前,地缘战略考虑和军事需求曾经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考量。建交后,两国优先发展各项军事合作,包括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导致两国关系下滑。其后,两军关系时走时停,始终缺少实质性内容。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反映在台湾问题、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举措、双方军事力量态势的互动,以及新兴技术发展中的军事竞争。但是,中美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有不断增加的合作。未来发展中美军事关系,应注意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保持双边关系稳定,以推动共同利益为主轴进行多边机制中的合作,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趋冷之际,发展军事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论21世纪中美印三边关系

中美印三边关系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发展。美国能否利用印度平衡和制约中国,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印关系的发展。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只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印度就不会被美国利用来制约中国;而中美之间的战略目标虽有相当多的差异,但也存在不少利益交汇点。根据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分析,中美印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与中美印有关的国际合作机制在发展。中印之间和美印之间有一些共同价值观,中美在价值观上也并非完全不同。中印战略文化的相似之处大大多于美印之间。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中印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但都不愿挑战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的领导地位,也不想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而是主张在遵循国际法准则、平等和相互尊重、合作以及推动多极化的基础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美印有必要建立相对均衡的三边关系。如各方处理得当,中美印有可能避免“安全困境”,建立起“双赢”或“多赢”关系。     

欧盟在中美欧经贸大三角中的“借力型战略”

面对中美博弈,欧盟是否会选边站队?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追随—制衡—对冲"三分法不足以解释欧盟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的选边策略。通过梳理中欧经贸谈判史发现,欧盟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借力型战略",而且通常选择向美国借力。欧盟向美国借力有三种模式:欧美联合施压模式、利用中美关系紧张从中牟利模式、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待遇模式。欧盟这一策略之所以有一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为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欧盟的"借力"策略,中国亟须树立中美、中欧、美欧"三副棋盘"意识,在这三副棋盘中找到突破口:一是通过运筹中美关系,调动中欧关系;二是审时度势,从欧美矛盾中寻找突破口;三是对中欧关系实施合作、竞争、斗争三种方式并举的"交通灯战略"。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双边贸易摩擦也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贸易不平衡、纺织品特保、对华反倾销等问题构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经济利益的争夺、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流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等是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贸易摩擦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