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法律意识影响因素分析:代际传递视角

本文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运用地位获得模型与家庭系统理论,采用序次logit模型,对未成年人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的互动、父母对子女的法律教育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有显著影响。父母与子女的互动越多,未成年人法律意识越强。父母对未成年人进行的法律教育越多,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越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只有父母的教育程度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律意识有显著影响。     

徘徊在罪与非罪之间——父母行使惩戒权的刑法思考

父母惩戒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身体上或精神上予以痛苦,使其改过迁善为目的的权利。父母惩戒权须在必要的范围内来行使。一方面,在社会相当性范围内的父母惩戒权的行使即使造成危害后果的发生,其仍能成就刑法上的正当化事由,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父母超出必要范围对未成年子女滥用惩戒权,造成危害后果的发生,其行为可构成犯罪。但基于刑法谦抑性价值,在权衡父母滥用惩戒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应慎之又慎,以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更深的伤害。     

论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权保护

目前社会上离异家庭数量呈上升趋势,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庞大、地位特殊,其财产权的保护问题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以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保护为主线,分析了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正当性,未成年人财产权利的保护规则,父母代管未成年人财产的管理权限、责任以及如何加强对管理人的监督等,并针对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拖欠日益严重的事实,提出了未成年人抚养费一次性支付制度,及其对抚养费的支付、使用、管理、监督的构想。     

让“法律洪峰”来得更猛烈些吧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司法部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受助状况堪忧,有高达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换言之,几乎所有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都被“道德连坐”阴翳下的“救助盲区”所覆盖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父(母)入狱     

家庭养老形式应多样化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法则,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都无法抗拒,人同样不例外。老是生命的最后阶段,死是生命的最终归宿。老和养老永远是一个不老的话题。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几十年前指出,中国社会的养老是“反哺”式的养老模式,而西方社会是“接力”式的养老模式。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具有育幼和养老的功能,未成年的儿女由父母的劳动成果养育成人,至父母年老体衰时,由成年儿女的劳动成果赡养父母。养育儿女对父母来说是自己为养老进行储备,即“养儿防老”。赡养父母对子女来说,是自己对父母养育储蓄的延期支付。在西方社会,父母尽义务抚养子女,子女到一定年龄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组成自己的家庭,然后又尽义务抚养自己的子女。家庭养育子女基本上是像接力赛     

子女对父母价值观的影响——来自以色列的观察

许多父母称他们的价值观受到自己孩子的影响。然而,仅有很少的研究为此提供直接证据。通过回顾此类研究,我们提出了五种主要的子女影响父母价值观的作用过程:(1)消极的子女影响,指仅因孩子的存在和成长导致父母价值观发生变化;(2)积极的子女影响,指子女意图直接影响其父母的价值观;(3)差异化,指父母自身个人价值观与其社会价值观之间产生的差别;(4)交互影响,指父母与子女的影响交互进行;(5)对立性影响,指父母的价值观变化方向与其子女的价值观方向背道而驰。一项有关子女影响的研究阐释了以上影响过程的一些方面。在此研究中,还对诸如移民(migration)、成长(aging)、父母及子女自身的特征等在子女对父母造成的影响方面也进行了探讨。     

请多给孩子一点爱——未成年子女状告父母引发的思考

讲究儿女亲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抚养和教育子女又是父母应尽的法律义务。然而,近年来因子女抚育问题引发的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抚育问题,已逐渐成为一个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作为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理应得到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享受到童年的幸福与欢乐。小小的孩童走上法庭,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对簿公堂,这对于父母来说是可悲可叹的,而对于孩子来讲,无论案件处理的结果如何,都会给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1996年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个小女孩在她妈妈的带领下来到法院,用她那童稚的声音告诉接待她们的法官:"我爸爸不管我,我要告他!"这个小女孩名叫芳芳,今年刚满10岁。在她6岁那年,父母因性格不     

德国对父母照顾权的国家监督机制——南京两幼女被饿死事件引起的法律思考

德国《基本法》确立了国家机构对父母责任的监督义务,以维护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德国家庭法院在青少年局的协助下监督父母照顾权的行使并采取干预措施,对父母代理权和离婚后的照顾权分配可以主动干预。当未成年子女在身体上、精神上或心灵上的最大利益受到危害,或者财产利益受到危害时,德国家庭法院应根据《民法典》第1666条采取干预措施。干预措施不仅对父母有约束力,也对第三人发生效力。青少年局可以直接提出诉讼,要求法院采取干预措施排除对子女最佳利益的侵害,还可以不经法院直接采取临时保护措施。     

德国对父母照顾权的国家监督机制——南京两幼女被饿死事件引起的法律思考简

德国《基本法》确立了国家机构对父母责任的监督义务，以维护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德国家庭法院在青少年局的协助下监督父母照顾权的行使并采取干预措施，对父母代理权和离婚后的照顾权分配可以主动干预。当未成年子女在身体上、精神上或心灵上的最大利益受到危害，或者财产利益受到危害时，德国家庭法院应根据《民法典》第1666条采取干预措施。干预措施不仅对父母有约束力，也对第三人发生效力。青少年局可以直接提出诉讼，要求法院采取干预措施排除对子女最佳利益的侵害，还可以不经法院直接采取临时保护措施。     

父母以未成年子女不动产设定抵押担保之行为效力

《民法典》第35条“除外条款”延续了原《民法总则》第35条“除外条款”的规定，与原《民法通则》第18条“除外条款”的规定相比表述更为科学和严谨。但同时又由于该款的规定相对抽象和较为原则性，导致在实践中对其认识不一，因此有必要从法理上予以厘清。父母以未成年子女不动产设定抵押担保之行为效力，司法实务和学界均存在有效、效力待定、无效三种观点。父母为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以其不动产设定抵押担保的行为有效，自无疑问。而父母非为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以其不动产设定抵押担保的行为，就代理权限而言属有权代理；就行为效力而言，不是效力待定而是无效。实践中，法院可采取“目的性限缩解释—有权代理—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行为无效”的裁判路径，以实现优先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立法目的。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立法评析

我国对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立法,主要体现在《婚姻法》的相关条款中。但《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保障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实现上存在明显的缺陷。这就需要在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给付抚养费、行使探望权以及重视未成年子女意愿等方面完善相应立法。     

论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法律保护的不足与完善

"南京饿死女童事件"引发人们对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权利保护法律制度的反思。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救助,更需要法律制度给予的人权保障。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权利保护法律制度应以"儿童利益最大原则"作为理论基础,架构国家监护机制,并借助于PPP模式来探寻应然的保护路径,以期使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     

罗马法上的亲权及其启示

亲权是从罗马法中家父权发展出来的制度，我国的监护制度吸收了罗马法上的亲权制度。我国亲权和监护制度分别由不同法律规定的立法体系，既造成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还造成两种制度规范的混同与重复。通过设立亲权制度，可以使父母子女关系规定避免过于简单。将亲权和监护权分开设计，有利于明确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对父母滥用权利进行约束，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应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亲权制度，从法律制度上把亲权和监护分开。     

谈服刑人员子女的社会保护

我国服刑人员中的中青年比例较高,他们的未成年子女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缺乏良好的监护教育及健康的成长环境,身心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对服刑人员子女提供社会保护,对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以及促进服刑人员早日回归社会有重要意义.     

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的法律基础一览

正推进家庭教育国家立法,不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现实的迫切需要,而且具有良好的现实法律基础条件。1、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牟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这是家庭教育内容首次写进新中国完法,标志着家庭教育被正式纳入宪法框架,有了国家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对《关于因防控疫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有关问题说明的通知

京人社劳字[2020]17号各企业、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各区教育委员会:为保证疫情防控期间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维护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执行《关于因防控疫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京人社劳字[2020]13号)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需要在家看护的未成年子女是指,因中小学和幼儿园推迟开学,疫情防控期间需要在家看护的未成年子女。二、需要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的职工,应当落实请假制度。     

未成年犯罪人社会问题解决取向及相关因素研究

以190名未成年犯罪人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问题解决取向量表、家庭教养方式问卷、人格障碍倾向问卷作为工具,考察未成年犯罪者社会问题解决取向的状况及父母教养方式、人格障碍倾向对社会问题解决取向的影响。统计分析表明,在社会问题解决的五个维度上,未成年犯罪人得分与普通青少年群体的分数有显著差异,在建设性问题解决方面,未成年犯的分数显著低于普通少年,而在功能不良问题解决上,未成年犯的分数显著高于普通少年;父母教养方式对社会问题解决取向的预测作用显著,人格障碍倾向与功能不良的社会问题解决取向有密切关系。     

论亲权

父母子女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现代家庭中显得尤为重要。现行《婚姻法》在调整上述关系时未予相应重视，应在今后立法时从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方面加强亲权立法。     

让“未成年人利益优先”真正落地生根

正在法律思想史上,将"未成年子女"作为独立、有意义的对象加以讨论,只有很短的时间。近数十年来,随着福利国家观念的兴起与发展,使国家对于儿童照顾的职责角色、政府与家庭的分工观念,都产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不但表现在许多法律的立法上,司法实务也同样受到影响。我国1950年《婚姻法》设专章规定了"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确立了以保护子女合法权益为原则和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1980年《婚姻法》继承     

社会转型时期关注留守儿童监护问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进城务工的年轻夫妻由于受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经济水平及工作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大多选择把未成年子女委托给年迈的父母或者其他亲属朋友代为抚养和监护,使这些留守的未成年子女成为留守儿童。父母监护缺位、其他监护人监护不到位,以及社会保障薄弱,留守儿童很容易在生理、心理、学习以及行为举止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