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主义与"东亚共同体"设想的内在冲突

日本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建设,并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亚洲领袖.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意识导致日本难以做到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和亚洲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创造和平与繁荣的东亚新秩序,这成为该设想难以变成现实的主要症结.近代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后,极端的民族主义就日益凸显出来,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内的专制,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亚洲邻国的轻蔑和对欧美强国潜在的对抗意识.今天,日本极端的民族主义影响没有彻底清除,不能适应东亚经济政治区域化的历史要求.日本非科学的、缺乏民主和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其"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存在着内在冲突,给日本的东亚政策造成深远的影响.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地方史的编撰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19世纪初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史观在东欧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多民族国家内部矛盾逐渐升级,民族主义问题成为俄罗斯帝国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之一。俄国西南地区深受波兰民族主义运动影响。19世纪20至30年代,沙皇政府武力镇压民族运动,强力推广俄罗斯化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处于夹缝中的乌克兰民族意识逐渐觉醒。19世纪中后期,借俄国地方史编撰的契机,经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阐释,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得以进一步丰富。特别是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和格鲁舍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和政论的出版,使乌克兰地区完成了从民俗学到史学的民族历史文化建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基本确立。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与应对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正值中日关系趋冷,从倡议提出日本负面居多的品头论足和各界的质疑,到2017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转为积极态度,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从日本政府的公开见解及政府智库的解读来看,经历了初期排斥、中期竞争、后期软性应对直至现在的积极参与几个阶段。与日本政府较长时间的较为冷淡态度不同,日本企业界的解读相对客观和较为积极。多数经济团体给予"一带一路"倡议较为积极的评价,一些与中国业务不甚紧密的经济团体对倡议表述较为谨慎,有的甚至充满了戒备心态;一些保守系媒体认为日本需要与美欧共同遏制中国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向外扩大,部分偏左媒体则认为应加强中日互利合作的正向报道;大学和智库的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构想,日本不应一概排斥"一带一路"。普通民众较为普遍地抱有戒备和担忧意识。随着目前日本自民党内主张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延长线上合作的呼声占据主流,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积极参与的姿态明显。但从中日产业和地缘竞争角度而言,预计日本不会轻易放弃既有战略而不设防地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博弈与合作互现将是日本谋求对华"一带一路"合作的基本诉求。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研究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是在大正初期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以日莲的佛教思想为纽带,将日本建国神话与《法华经》相结合,鼓吹尊皇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日莲主义国体论围绕天皇、日本两个主题,形成了扶持天皇绝对权威、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这一体系在满足了近代日本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在昭和时期被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利用,成为了对外侵略思想的罪恶基石。     

论申圭植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初期的外交活动

申圭植是较早来到中国从事韩国独立运动的著名人物,后来作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早期领导人,曾经担任代理国务总理兼任外务总长。申圭植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初期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他在临时政府内"欧美外交独立论"和"武力独立论"激烈对峙,外交陷入困境的状况下,另辟蹊径,探寻出"外交武力融合独立论"的新路径,为临时政府生存与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贡献奠定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活动的新基础。     

简论日本战后民族主义文学

日本战后的民族主义文学表现在对侵略战争的认知态度、对日本战败的屈辱感受和右翼民族主义的复兴。日本“战后派”的作品很少反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相反还存在有意无意弱化甚至掩盖战争“侵略本质”的倾向。以林房雄为代表的右翼作家变本加厉，民族主义思想走向极端化和系统化。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日本当代文坛“集体失忆”，将目光转向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形成“反抗战后”的文学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右作家，强调民族精神，美化侵略战争，谋求世界霸权。战后日本文学民族主义的根底是日本民族优越论。     

“中心”与“边缘”——世界体系论视角的中国世界工厂定位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活勒斯坦提供了一种研究世界经济, 特别是世界各国丙工化历程的独特视角。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 国经济逐渐融入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制造”正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生产者、 商家、消费者离不开的商品,就产品的产值而论,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基地,排在美国、日 本和德国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本文将以世界体系论观点分析中国世界工厂定位。     

“酷日本”——从媒体热词到国家战略

2002年"酷日本"一词开始流行,起初该词只是作为日本现代流行文化的代名词备受瞩目,但是后来"酷日本"逐渐成为彰显日本魅力的符号。在这一过程中,"酷日本"清晰地呈现出了从媒体热词上升到日本国家战略关键词的发展脉络,并且其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具体的文化产品到日本的生活方式以至日本人的价值观最终无一不被"酷日本"囊括。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酷日本"逐渐发展成为集拉动日本经济增长、凝聚日本人精神、激发日本民族主义想象为一体的有力手段。"酷日本"现象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进行认真分析。     

20世纪初韩国的和平思想——日本的“东洋和平论”批判和韩中日间合作的探索

20世纪初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伊藤博文政府为了建立"东洋和平"和西方势力抗衡,主张在韩中日之间开展合作。但事实上这种主张不过是把当时以日本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秩序合法化的说辞。针对这一点,安重根、安昌浩、申采浩等韩国独立运动家指出国家正处于丧失国权的危机之中,在对日本主张的"东洋和平"进行批判的同时,强调只有在韩国等周边国家的独立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东洋和平"。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合并韩国以后,申采浩、朴殷植等韩国独立运动家在指出日本合并韩国的非法性的同时,还强调韩中日等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性,主张韩国的独立有利于"东洋和平与世界和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柳麟锡在强调韩中关系在东北亚的重要性及中国作用的同时,还提出了韩中日三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朝着共生关系发展的构想。     

“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战略内涵分析

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受挫的形势,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希望增强欧盟的主体性和领导力,为此要持续推进"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建设,将其作为新一届欧委会的施政重心之一。"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想源于对"欧洲战略自主"概念的延伸与阐发,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观点和"干预主义"模式;具体内容以产业政策为核心,涵盖贸易、投资、金融、全球治理、战略安全和经济外交等领域;政策抓手是"战略性价值链"。欧盟新领导层的这一构想凸显出地缘战略的"大局观"和"对外竞争力焦虑",蕴含了决策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危机、中美欧三边竞争的变局以及欧洲工商界利益集团诉求的战略考量,同时也将面临政治逻辑与经济理性、欧洲一体化的推进速度与欧盟权力的构建深度之间的两难困境。"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构建将会强化欧盟对华负面态度,推动其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进而加剧中欧双边竞争。     

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调和论”

东西文明调和论是日俄战争后在日本思想界兴起的一股带有文明使命观性质的思想潮流,其代表人物是大隈重信。该理论是作为解决当时欧美排斥日本移民问题的思想手段登上历史舞台的,其核心内容是＂对于东洋来说,日本是西洋文明的介绍者;对于西洋来说,日本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该理论为大隈重信的对外政策论：＂支那保全论＂和＂日英同盟论＂提供了理论支持。该理论具有对西洋先进国的从属性和对落后于西洋的东洋后进诸国的优越性的双重性质,其特征是完全无视东洋后进诸国的主权和自主性,因此最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实施侵略的意识形态。     

“满洲医科大学”在中国东北侵略罪行研究

医疗卫生作为殖民统治重要手段和策略,备受日本殖民当局重视。日本殖民者于1911年在奉天设立了南满医学堂,1922年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该校是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政策服务的。不仅采取活体解剖、赴死刑场解剖、去墓地收集、接受奉天监狱死尸等残忍手段收集人体标本,而且竭尽全力支持731细菌部队,大量盗藏中国医学典籍,为日本殖民统治培养活跃医师,根据时局变化确立研究课题,长期对内蒙古地域进行宣抚医疗。     

满铁与“九·一八”事变

满铁是近代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国策会社"。从其成立到解体,满铁始终在日本对华进行侵略和大陆扩张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铁彻底撕下了企业的招牌,自动投入到关东军的麾下,成为关东军的左膀右臂,在日本对华侵略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九·一八"事变中,满铁充当了关东军的总后勤部、兵站基地、情报部,整个事变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对美依存外交"、70年代的"桥梁外交"、80年代的"积极自主外交"、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和进入21世纪后的"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外交。日本战后的经济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日本"桥梁外交"的失败;8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积极自主外交"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没有实现目标;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因与"对美依存外交"发生结构性矛盾,而无法有效推进等。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将出现两种趋势:"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但两者都摆脱不了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即对美依存与独立自主的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     

论亨廷顿“民主扩展”理论与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内在关联性

在美国历史上 ,尽管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改变”其他国家的使命的人从来就未曾少过 ,而到 19世纪中叶 ,一些信奉“盎格鲁 -撒克逊种族优越论”的人又打出了“天定命运论”(ManifestDestiny)的旗号来推行侵略政策和扩张主义 ,但主张以赤裸裸的武力和强权来扩展所谓“民主”和“自由”并为此提供“理论依据”的始作俑者则非塞缪尔·亨廷顿这位哈佛大学的理论家莫属。本文着重对亨廷顿在 1981至 1991年期间所撰写的两部影响甚巨的著作进行了理论上的剖析 ,驳斥了他所提出的美国在国外输出“自由”、扩展“民主”需要以强权和武力来作后盾的理论依据 ,并揭示了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实质性内涵。     

"经济增长阶段论"与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eman Rostow)提出了拥有全球视野、深受"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影响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并试图促使美国实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大规模开发援助的"世界经济计划"(World Economic Plan).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得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赏识,因此成为1960年代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然而,最终罗斯托既没有达到追求真理的学术目标,也没有实现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飞"(take off)的政治抱负.本文重在探讨"经济增长阶段论"(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的主要内容、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从而揭示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在推动政策制订和实施方面面临的困境.     

“弃老”风俗在中日文学中的表现及成因——以《爸爸爸》与《楢山节考》为例

"弃老"是中日两国共有的古老风俗,尽管与"敬老"的传统相悖,但确是两国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日本小说《楢山节考》与中国小说《爸爸爸》中关于"弃老"的故事均能在中日民间传说中找到故事原型。"弃老"风俗中,老人或是被家庭遗弃,或是为了家庭、种群的存续和繁衍主动放弃生命,这反映了家庭养老能力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显得弱不禁风。通过对故事原型以及小说文本的分析,分别从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挖掘"弃老"现象的深层原因,其根源在于物资匮乏和粮食短缺,此外还受制于村落共同体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等因素。中日同为东亚国家,目前又是人口老龄化颇为严重的国家,探讨"弃老"风俗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

阿罗约执政时期,中菲在解决南海端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阿基诺三世当选后,菲南海政策出现了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对这一现象,已有研究大多强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菲南海政策的影响。与此不同,文章试图从菲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解释其南海政策的转变。文章认为,受阿罗约政府贪腐丑闻的影响,中菲南海合作在菲遭遇"污名化",菲社会出现了不利于南海合作的舆论氛围。阿基诺三世上台后,通过推行激进的南海政策来标榜自己"清廉、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并借力民族主义打压阿罗约及其政治盟友,而在"反腐"与"民族主义"旗号下悄然进行的,别是一场服务于阿基诺三世个人及其家族利益的"政治清算"运动。     

从佐藤春夫的《星》看近代日本的中国想象

佐藤春夫的中国题材作品《星》是以中国闽南地区的民间传说"陈三五娘"为框架改编而成的,该作不仅寄寓了佐藤春夫个人的情感体验,同时也阐发了他的"东洋"美学。文章通过《星》与"陈三五娘"故事原型的比较分析发现,该作对"陈三五娘"故事做出3处改动,从中可见,第一、佐藤春夫的中国趣味仅仅是他的亚洲意识的载体;第二、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他的中国观的认知基础;第三、他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西方近代主义的认知模式评价中国、判断价值优劣。由此可见,"中国"在近代日本历史上被严重地符号化乃至意识形态化,成为近代日本知识人试图对抗西方文明入侵,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