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的“钟摆”现象

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管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3个阶段来考察：第1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2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3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关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     

小泉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及其动因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了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发展方向,事关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加强日美同盟,背靠美国,"借船出海";酝酿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束缚,向"普通国家"过渡;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兼顾亚洲,谋求建立日本-东盟关系新模式,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小泉外交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日本长期以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美国布什政府对日政策调整的牵动;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现状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对日本的刺激.     

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二战后日本对华外交基点的摇摆

二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基点,在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之间徘徊.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华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反倒变得更加浓厚.这种局面在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中达到一个高潮,而在福田内阁时期重新进入低潮.21世纪日本的对华外交究竟将做出何种抉择?目前日本还在几种选择方案之间动摇和彷徨.     

从主要域外大国的南海战略意图看中菲仲裁案

南海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逐步发生问题,但一直维持相对稳定局面,即使中越发生过几次武装冲突也没有影响南海整体稳定的大局。然而进入21世纪后,当美国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逐步凸显因而开始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进而决定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时,南海问题急剧升温,日本也因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更甚于美国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而不断加大...     

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战后日本构建地区经济秩序的挫败

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后迅速崛起,实现了经济复兴并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岸信介内阁成立后,提出"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旨在以东南亚的资源、日本的技术与美国的资金形成"三位一体"模式,建立起日本主导的地区互补型经济秩序。在推进这一构想的进程中,岸信介将日本的身份定位成"亚洲盟主",以经济合作与战后赔偿为手段拉拢东南亚国家,同时以反共与援助东南亚的名义,游说美国充当"高级合伙人",即日美共建亚洲开发基金。但这一构想因东南亚国家的疑虑和美国的不信任无果而终。     

试析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

战后日本外交的性质曾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既有助于对战后日本外交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今后日本外交的走向,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战后日本外交的最显著特点并不在于“被动”还是“主动”,而在于它的实用主义性质。以合理主义、行动主义、机会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和商业主义为内涵的实用主义外交为战后日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其结果而言是相当成功的。     

日本化解贸易摩擦的对外经贸战略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竞争力的恢复,日本对美出口开始快速增加,1965年,日本首次出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后整个对外贸易也出现顺差,并且连年累积,其数额越来越大。与日本相对应的美国贸易收支却在1971年出现逆差,这是此前80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从此连年持续赤字。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对日贸易逆差,美国对日本的逆差1965年为4.4亿美元,到1969年增加到15.6亿美元,1972年迅速增加到49亿美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贸易逆差迅速增加,1987年已高达598亿美元;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美日逆差基本上是在500亿美元上下波动,到1998年达到创记录的63…     

日本外交发生变化:志在“回归亚洲”

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战略;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提出“脱亚入美”的口号,极力摆脱自己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形象以“入欧美”为荣。在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军占领下,日本无外交可言,一切由美国来包办。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虽获得“独立”,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但由于受日美安全条约的制约,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美国一边倒。可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外交也开始逐步发生变化,由过去的追随美国,向美一边倒,转向“重视亚洲”主张“自主独立”。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更加重视亚洲价值,全力“构筑亚洲新秩序”。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与21世纪展望

90年代的长期经济停滞,不仅使日本失去了10年,而且使日本经济积累了许多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既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又是日本经济今后发展的严重障碍.进入21世纪,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如能解决好这些矛盾,发掘出潜力,日本经济还有可能实现新的发展.     

日本社会转型与青少年蛰居问题的演变

"蛰居"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病理现象,是一种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消极生活状态。在当代日本急剧的社会转型中,蛰居经历了从萌芽、增多到社会问题化的演变过程。青少年蛰居萌芽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已步入富裕社会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伴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和"不登校"问题的凸显,蛰居现象不断增多。90年代,日本进入泡沫经济崩溃后面临全面转型的多元化时代,蛰居逐渐由隐性现象向显性社会问题转化。21世纪以来,随着"格差社会"的出现及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愈演愈烈的蛰居现象已成为关系到日本社会未来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小泉改革"剖析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已逾三年,小泉政府成为90年代以来日本少有的长期政权.小泉在竞选时就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复苏"的口号.上台后又宣称要进行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等领域"没有禁区的改革",并将这种系统改革命名为"小泉改革"."小泉改革"成为新世纪日本使用最多的"关键词".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改革主要有哪些内容?改革的进程与前景如何?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身临其境看日本--九一一事件后的日本及其亚太外交

九一一事件使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2001年GDP负增长,近期内实现复苏前景渺茫;政治上困难重重,政府内部、国会朝野矛盾尖锐化.为转移视线,小泉乘九一一事件之机,以支援美国反恐怖为名达到向海外派兵的目的.与美强化军事同盟有悖和平与发展潮流,缺乏远见的对俄政策导致两国关系停滞不前,对华政策面临严峻考验,不得不采取"平衡术",构成当前日本亚太大国外交的基本轮廓.     

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

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表现为东南亚次区域主义的发展.第二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至今,其特点包括:区域主义由东南亚发展到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同时发展;开放性与板块性并存;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与中、日逐渐愿意承担更多义务同在;开始构建东亚认同的进程等.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将使中日两国可以更多地在区域合作框架内处理相互关系,以开放的区域主义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东亚形成"反独促统"的区域框架.     

简论日本战后民族主义文学

日本战后的民族主义文学表现在对侵略战争的认知态度、对日本战败的屈辱感受和右翼民族主义的复兴。日本“战后派”的作品很少反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相反还存在有意无意弱化甚至掩盖战争“侵略本质”的倾向。以林房雄为代表的右翼作家变本加厉，民族主义思想走向极端化和系统化。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日本当代文坛“集体失忆”，将目光转向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形成“反抗战后”的文学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右作家，强调民族精神，美化侵略战争，谋求世界霸权。战后日本文学民族主义的根底是日本民族优越论。     

日本“科技立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启示

战后日本一直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引进、开发和利用。50年代,日本全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60年代,日本努力增强自主科研能力,掀起兴建“中央研究所”热潮;70年代,为克服石油危机、实现赶超欧美宿愿,日本加大科技投入,终于成为世界科技大国;80年代,日本依靠自已寻找和培养新技术的种子和幼苗,发展有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正是在80年代,即日本经济由高束增长向低速经济增长较变的特殊时期,日本把“科技立国”摆到战略地位,改“加工贸易立国”为“科学技术立国”,并“为未来世纪的划时代的技术革新做好准备”。这里,笔者不对日本“科技立国”战略进行全面考察和评价,只是结合我国经济现实(尤其是不足方面)和“科教兴国”战略,从实证角度,对其有启示意义的一些方面进行探讨,以寻求可供借鉴的经验,推动我国经济向前发展。     

日本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资源、行动和结果

社会资本理论对公共外交具有启发意义,日本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动员社会资源和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取社会资本。在具体操作上,日本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在对象上区分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源,开展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构筑国家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日本此举对增强国际信任、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推进国际尤其是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实现其国家利益都起到了潜在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作为后起的发达国家,其处理与东南亚社会关系的经验对目前中国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南亚地区形势:2008年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东南亚各国经济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展望2008年,虽然有一些困难和不稳定因素,但是,总的而言,仍然是一个好年头.美国经济衰退给世界经济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也给东南亚经济蒙上一层阴影.然而,时过境迁,美国经济虽然是影响东南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已经不是唯一的因素,美国一打喷嚏,东南亚就感冒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东南亚政治在2008年基本能够保持稳定,马来西亚顺利举行大选;泰国前总理他信回国,新总理沙玛一再强调是他信的代言人,新政府执行了一条没有他信的他信政策.东盟通过了<东盟宪章>,它标志着这个地区性国际组织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东盟与各个大国的关系也比较顺利,日本在东南亚又有一些新的动作,福田首相继承其父亲老福田的路线,加强了东南亚外交.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新地区主义的特点与成因

从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起 ,由于两极体系对峙的缓和 ,欧洲单一法案的出台与实行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欧洲以“以一个声音说话”导致的对欧洲“堡垒”的担心 ,以及美国的地区主义政策转向等因素 ,使 70年代以来一度停滞的地区主义 ,重新掀起了发展的新浪潮 ,人们惊呼“地区主义又回来了”。[1] 伴随着两极体系的结束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90年代的地区主义更是向深层次、多维度发展。为了将 80年代以来发展的地区主义与以前的地区主义相区别 ,学术界将之冠称为“新地区主义(ｎｅｗ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2 ]新地区主义的特点2 0世纪 80年…     

属灵的冲突来自属物的冲突--东南亚宗教冲突初探

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将是21世纪困扰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东南亚是一个多宗教的地区,婆罗门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都曾经在东南亚盛行一时,东南亚国家在独立以后,一些国家内部的宗教冲突一直连续不断,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泰国南部地区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冲突;70、80年代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和90年代末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导致社会的激烈动荡,带来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损失.本文通过分析60年代到90年代在东南亚地区发生的不同宗教教徒之间的冲突,阐释产生冲突的历史渊源,并从制度的角度观察精神世界的冲突.笔者认为属于精神层面的宗教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些制度层面的失误.因此,解决宗教冲突的关键并不是单纯地针对精神层面的因素,解决宗教冲突的外部原因比解决宗教的内部原因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