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宪政缩影——辛亥百年解读云南护国运动

1908年清末立宪至今,中国宪政已有百年历史。宪政从西方传来之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反帝救亡成为当时的主旋律。宪政之于近代中国也因此被赋予了双重目标,即追求民主政治与追求民族独立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且后者优于前者。近代宪政不可避免地被当作功利性的手段,其自身的价值内涵却被忽略了。     

输出与回归:法学名词在中日之间

透过长期被遮蔽的历史目障可知,在19世纪60年代甚至更早的汉译西学作品当中,已经出现了包含有表述西方近代政法概念的不少重要的汉字组合。与当时其在中国并未受到应有重视的情形相反,它们对当时日本吸收西方的思想和知识,进而促使其法律由传统转向近代曾经发生过不可忽视的作用。20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间,随着中国立宪修律运动的开展,大批中国的留日学生又将这些语词带回中国,从而成为奠定中国近现代法言法语的一个重要来源。     

传统政教观与晚清立宪观念的谱系沿革

晚清的立宪思潮,虽服务于"送穷"与"退虏"之"富强论"实践取向,却在根本上又被要求服从于传统政教思想的过滤,以此完成其与旧有文明观的历史衔接。在此过程中,以"经书"、"华夷"等方式呈现的传统知识、政教伦理根本性地干预了近代立宪观念的谱系沿革。在外缘性论证的思维之下,此种谱系沿革又无法以诸如"推陈出新"、"温故知新"抑或"除旧布新"等"新陈代谢"模式所整体涵括,故此,深入反思近代立宪观念的谱系沿革对于我国宪政非常必要。     

立宪主义的哲学分析

对立宪主义可以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哲理分析。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为近代立宪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前期的思想基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科学方法论所引发的理性主义促成了政治个体主义的产生,进而形成了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早期立宪主义政治哲学。在英、法两国相互学习和借鉴的背景下,经过各种新兴思潮与立宪主义的相互激荡,19世纪的欧洲立宪主义哲学开始走向成熟,贡斯当、托克维尔、密尔等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从设议院到立宪法——晚清“Constitution”汉译与立宪思潮形成考论

在中国,英文"Constitution"一词早期曾被译为"国例"、"例制"、"国法"、"章程"、"国律"等中文词。中国近代立宪意义上的"宪法"一词,最早见于王韬和郑观应的著作,但他们只是一提而过,并未作深入的阐述。维新期间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多次提到"宪法"一词,但他们只是把宪法当作一般的律法看待,并无立宪涵义的认知,更谈不上提出了立宪的主张。学界长期使用的史料、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立宪法"、"三权鼎立"的内容是后来改窜添加的。戊戌时期康、梁的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在兴民权、设议院上,并非如学界长期认为的那样,已经成为了立宪主义者。康、梁真正成为立宪主义者,要在逃亡日本、大量阅读日译或日著的宪法著作之后。在日本,"Constitution"早期也被译为"国宪"、"政体"等词。日本近代立宪主义上的"宪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治初年对西方宪法的翻译中,后经立宪进程的推展而成为公定用语。中国近代对宪法概念首次展开深入分析的,是流亡日本后的梁启超于1899年撰写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英文"Constitution"和具有立宪主义涵义之"宪法"概念,正是经"同文同种"之日本学者的翻译、梁启超以及留日学生的转述而在中国真正广泛传播开来。随着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立宪救国论"随之而起,中国立宪的进程才真正得以开启。     

梁启超宪政思想论略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是一位高产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的宪政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成分之一。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源于西方的进化论、民约论和分权学说,其宪政思想之核心在于废专制、兴民权、立宪法、分三权而立宪政。     

新权威与新宪法

自19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立宪高潮,不断地向人们阐述了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当过主的、传统的以皇权为中心内容的权威消失的时候,人们除了选择宪法作为新权威以外,别无选择。对此,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已予以充分地证实。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也就是中国的立宪史。同时,我们不应当忽略这样一种事实: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一直存在的民主与反民主、自由与反自由、宪政与民主等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基本上是在     

日本近代立宪主义产生的源流——以明治宪法制定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为中心

<正>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西方文明传入日本,在日本的知识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作为日本文化背景的东方文化与新来的西方文化之间的比较考察问题。在近代化与宪政模式的选择上,日本“求知识于欧美,欧化而不同化”,确定了适合日本的宪政模式。从日本近代立宪主义发展的基本轨迹看,其源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欧美立宪主义思想和制度     

论宪法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转型

清朝末年,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与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诉求相结合,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形成了强大的立宪思潮和立宪运动.在立宪思潮和立宪运动中,宪法的概念开始发生划时代的转型,这种转型首先表现在思想渊源方面,人们开始跳出民本主义的思想樊笼,进行政治变革的思路出现了从民本到民主的转变,根本法的观念开始确立,通过控制国家权力以便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逐步形成.     

韩国宪法学理论的发展

<正> 一、宪法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在韩国,近代宪法思想与宪法理论是从西方移植的。随着国际法思想的传播,宪法作为一种思潮开始影响社会近代化进程。自1883年以来,在韩国的大众新闻如《汉城旬报》、《独立新闻》、《皇城新闻》等报纸上开始刊登了宣传西方立宪主义和权利思想的文章。当时,主要介绍了英国立宪君主制理论,一些知识分子们试图将朝鲜的绝对君主制改为英国式立宪君主制。1910     

宪法解释的可能性

中国宪法逐渐由文本融入社会现实,成为民众生活模式的一部分。因此需探讨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需要以德国宪法解释模式为基础整合美国模式,形成中国的宪法解释模式。宪法解释由学说、操作、规范、程序构成,而生命体、约法、母法、根本法等宪法隐喻形成宪法解释的意义网络,宪法解释学有助于理解中国立宪政治的民情、生成对于宪法的信心乃至信仰、推动中国宪政的程序理性建设。     

刘少奇与苏联宪法的移植简

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在发端之初就走上了移植外来法的道路,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践,均受到苏联宪政模式的广泛影响.在苏联宪法理论于中国大陆全面传播之时,刘少奇作为苏、中法律嫁接的桥梁,将苏联的制宪建议、宪政精神和选举制度等传入中国;通过移植苏联宪法,主持和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为“五四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     

宪法概念的分析

宪法经历了从古代宪法、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的变迁 ,三者之间既有历史的延续性 ,又有内涵上的差异性或发展 ,民主、宪政是否必然成为宪法的构成因素值得进一步的考究。中国传统的宪法概念不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宪法概念应该回归宪法的本质 :确立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 ,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新的宪法概念将对宪法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产生重要意义。     

近代宪法学说发展的四个阶段

近代宪法学说有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国人不断反省传统的与既存的制度与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人为了早日改变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实现迅速崛立于世界富强国家民族之林的梦想,努力地拿西方先进的东西特别是西方宪法和宪政来改造中国。此处尝试把近代宪法学说的发展过程划分成四个阶段,以便更清晰地理出近代宪政运动先行者的求索历程,努力从宪法学说理论及其实践的结合上展现出中国近代宪法学说和宪政运动的演进路线,探析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当前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宪法学说理论和宪政建设的健康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The economic constitution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seeking the common good in the post-national setting

In the post-national setting, the concept of the ‘economic constitution’ has been seen as design template and saviour; whether based on transactional certitude or founded on ordoliberal precepts, the economic constitution is assumed to legitimate economic integration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in the absence of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settlement. Nevertheless, recent tensions – not only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but also, more strikingly, with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ntext – indicate the limits of economic constitutionalism. This article seeks to identify the roots of recent dysfunction with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economic constitutionalism. It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an adjudicational economic constitutionalism and its place within the EU legal order, including the new 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contrasts this vision with the more comprehensive and/or socialized models of economic constitutionalism found not only within the Weimar Republic but also within the post-revolutionary/post-conflict constitutional context. The article also places a major emphasis on theorizing around the apex of economic-constitutional thought, ordoliberalism, but concludes that no concept of the economic constitution can be seen in isolation from its social-political context, or from notions of the common good. To this exact degree, failures in modern economic constitutionalism may derive from a misplaced universalism – a technocratic absolutism that abdicate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mmon good, locating it instead in an ‘idolatry of the factual’ or a new naturalism of market inevitability.     

“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

本文对“梁启超宪草”的主要内容作了具体的分析 ,并同时阐述了民国初期中国宪政实践中移植西方宪政模式的艰难与反复。     

宪法哲学:自由的哲学

宪法哲学是以人为起点并以人为归宿的哲学。一切与人有关的哲学 ,都与人的自由有关 ,因而 ,都可以说是自由的哲学。早期的自由哲学是借助于宪法来谋求其目的的 ;而现代的宪法哲学 ,又往往借助于自由哲学来建构其自身。人的自由状况取决于人的生活方式。普遍的自由只能是一种低度标准的自由 ,低度自由的标准同时也就是有限政府的标准。     

宪法理解与宪政的建立和巩固——一种宪政经济学的视角

宪法之维系和宪政之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对宪法的复合式理解。宪法的内容构成、属性、层次以及宪政之建立与巩固过程,都是多元化的。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契约宪法观、协作装置宪法观、惯例宪法观与自发生成的制度宪法观都把宪法简单化与单一化。要建立和巩固一个宪政体制,宪法的制定必须与某一共同体的惯例保持一致,同时,宪法必须具备稳定性、有效性、效率性。     

共和精神与宪政中国

共和主义是西方宪政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共和传统是西方宪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和精神与当代宪政理论之间至少存在法治原则的推崇、权力制约的强调与公共利益的彰显三重契合。共和精神是宪政中国建设的重要精神指引,其中,天下为公是宪政中国之情感凝聚纽带,和谐均衡是宪政中国之构建运作理念。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经验述略

清帝逊位之初十几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斗争史。国民党试图凭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现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袁世凯或明或暗地破坏该法，欲使中国社会回归传统，让自己君临天下。然而，最终双方都以失败而告终。何也？在袁世凯，大概因为封建传统思想严重，过于迷信武装的力量和政治手腕，以至于公然逆民意和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大概因为没有真正接受宪政文化的洗礼，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时局的把握也不够准确，以至于不知不觉地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