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基准研究

我国刑法理论上,围绕量刑基准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并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少争议.从量刑基准的概念内涵、存在必要性以及确定方法都未有较为统一的理解,成为制约量刑理论发展的桎梏.当前应及时对量刑基准理论争议进行体系化深入研究,以期促进量刑基准理论最终形成.     

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研究

对刑事速裁案件应否采用两审终审制,我国理论界存在激烈争议.立法和司法实践虽认可速裁程序适用两审终审制,但刑事速裁案件二审启动率低、上诉撤诉率高、量刑争议占二审启动事由比例高等现象表明,简单适用普通二审程序不符合速裁程序运行的客观需求.此外,上诉是否导致被告人认罪认罚效力被否定也是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必须解决的问题.重构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应当以均衡价值观为指导,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对法官裁判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强化一审法官的审查义务并建立在不采纳量刑建议时一审法官的强制说理机制,在确保一审法官向控辩双方充分释明的基础上对刑事速裁案件二审程序的启动条件进行限制.     

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争议及启示

在美国,量刑证明在无标准到低标准(即优势证明标准),再到高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争议不断.目前在美国形成了以"低标准为主,高标准为辅"的量刑证明标准模式,但仍存在某些问题尚未解决.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与争议表明量刑证明标准的设置受以下三方面关键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是程序法因素,包括程序价值目标、程序运作方式;二是实体法因素,包括刑罚目的观、刑罚性质以及量刑实体规范;三是对量刑及其程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量刑与定罪相比的重要性的认识、对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规范差异的认识.对比考量这些因素在我国的状况,我国应在培养量刑程序价值观、更新量刑程序模式设置、转型刑法目的观、配合量刑实体规范、厘清定罪与量刑关系、反思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规范差异的前提下,对于量刑证明标准进行规范设置.     

关于量刑程序改革几个难点问题的思考

随着试点工作步入深水区,量刑程序改革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独立量刑程序不应成为刑事审判的必经程序,控辩双方有权选择是否启动.目前,实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才能更好地实现量刑改革的目标.在开展量刑程序试点改革工作时应防止一种倾向,即将量刑建议制度强行施行于每个案件中,而不顾量刑建议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并非所有的量刑情节都是在量刑程序中的待证事实.在量刑程序中,量刑情节的证明标准应该与定罪事实的证明标准有所区分,从重处罚和死刑的量刑情节应该有更高的证明标准.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合理模式——以职务犯罪案件为视角

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出现了量刑失衡的现象,这与我国现阶段量刑程序中存在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在规范量刑程序,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方面进行了有益地尝试。在职务犯罪刑事诉讼中,保证控辩双方掌握证据的完整性,加强控辩双方之间对抗性是检察机关提出合理量刑建议的重要因素。     

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检察机关不断加大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力度。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备受争议,其原因在于控辩双方具结活动的形式化、“明显不当”标准的模糊化、检察机关工作内容的复杂化,以及控审机关沟通关系的紧张化。对此,破解之道在于科学地把握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背后的公诉权力变化,以此为前提统筹采取应对策略,包括划定精准刑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明确精准刑量刑建议的主要标准、推进审前具结活动的实质改造、提升精准刑量刑建议的质量水平、健全量刑建议的调整方案等方面,由此才能真正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的实务成效。     

西方国家刑事审级制度功能的比较分析

刑事审判的基本任务在于解决控辩双方关于被告人定罪量刑方面的争议。但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这种争议不是南审判机关一次性处理，而是通过初审程序、上诉审程序分阶段、重复审理加以解决。这种做法既可能造成诉讼的拖延．又无法保障多次审判一定更有利于确保案件质量，促进控辩双方纠纷解决。现代各国之所以设置刑事审级制度，不仅在于案件经过一次审理就产生法律效力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而且在于刑事审级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功能。     

庭审中量刑辩论的合理性

“量刑辩论”是指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应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设立相对独立的量刑审理程序。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审判长引导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针对影响量刑的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进行举证、质证，使法庭全面掌握相关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可以对量刑提出建议．细化量刑幅度：被告人及辩护人针对量刑建议作出相应答辩。双方对量刑情况展开的辩论供合议庭量刑时参考。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理想模式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量刑程序如何设计是当前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过程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和隔离的量刑程序模式。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在于使量刑过程程序化、公开化,从而实现量刑公正,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针对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建立理想的量刑程序模式,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有效地分隔开来,有利于达到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     

浅谈赃款去向对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影响

在办理受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赃款的去向往往会有多种辩解,如用于公务开销、扶贫捐赠等等,以此来阻碍侦查,以逃避刑事责任.赃款去向是否影响受贿犯罪的成立,理论实务界中存有争议.本文从犯罪构成、犯罪形态以及量刑等方面论述赃款去向对受贿罪成立及量刑的影响.     

论隔离式量刑程序改革——基于芜湖模式的分析

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和隔离式的量刑程序两种方案。在解决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问题上,隔离式量刑程序更加合理,也符合法律的规定。隔离式量刑程序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在对被告人有罪与否的决定先作出后再启动,由控辩双方分别提出量刑证据并发表意见,最后进行量刑问题的总结陈词。在量刑程序改革中,其他应当解决的问题还包括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建立以及量刑程序的证明过程等重点问题。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构建

2010年颁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标志着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我国的确立。但对此的争议仍未停止。笔者在文章中主要对量刑程序模式进行研究，期以正当程序论来统帅我国量刑程序，同时通过量刑相应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真正实现量刑程序的独立化和规范化。     

浅议量刑建议的幅度

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理论界对量刑建议权的性质、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如何进行制度建构的问题存在诸多争议，其中受关注最多、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量刑建议幅度。本文立足于量刑建议幅度制度构建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对量刑建议幅度做简要论述。     

论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从证明标准设置的一般原理来看,量刑事实没有必要像定罪事实那样设定最高的证明标准。大陆法国家的司法实践要求将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区分开来;英美法国家量刑事实的证明以争议为前提,且将争议的量刑事实区分为罪轻情节和罪重情节,并设置了不同的证明标准。未来,在构建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之前,有必要根据量刑情节对量刑之影响,将量刑情节划分为罪轻情节、一般罪重情节、＂升格＂加重量刑情节,并根据不同的事实设置相应的证明标准。     

漫谈国外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

一、国外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 (一)加拿大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 加拿大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庭的量刑聆讯阶段,二是辩诉交易。 1、在法庭的量刑聆讯阶段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在此阶段中,先由控方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关规定,对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量刑意见,然后辩方也提出量刑意见,双方都必须阐明自己的理由,然后进行辩论。法官对被告人量刑时会充分考虑控辩     

论点辑要

将量刑纳入庭审，对于实现量刑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审判公开。将量刑环节从评议室内搬上法庭，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庭审程序，控辩双方就量刑情节与量刑轻重公开辩论，法官居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并将量刑审理情况写入裁判文书，阐明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及人民法院裁判理由，实现量刑的庭审公开与法律文书公开，使刑事审判公开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其次，强化了公诉机关的公诉职能与监督职能。     

量刑规范化视野下的量刑差异分析——以T市某区量刑差异实证考察为基点展开

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量刑在价值选择、事实情节、规则适用关键环节上具有高度的共性,客观上为双方实现量刑结论在一定幅度内的契合奠定了基础。然而受量刑情节的变动、量刑情节认定的差异和量刑规则理解适用的分歧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双方的量刑在丰富的实践中呈现出特征明显的结果差异。以检法量刑差异为考察基点,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分析,厘清制度实践中的技术因素和人为因素所发挥的影响力,并以此为标尺,对制度体系进行技术上的完善。     

中国刑事上诉程序的机构性功能及其缺陷

在两审终审制的框架下,尽管中国刑事上诉程序同现代法治国家刑事上诉程序一样也具有监督、保障法律统一实施等机构性功能,但在中国刑事上诉程序当中,第二审法院关注的焦点仍然仅仅局限于控辩双方之间关于定罪量刑方面的争议,而很少在纠纷解决之外,充分考虑裁判结果对未来审判的指导和影响,以及如何促使现行法律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的需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法检权力的冲突与协调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在诉讼法学界引起了巨大争议.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要求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定,导致检察机关侵犯了法院的审判权.也有不少人认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没有侵犯法院的审判权.从我国《宪法》和两大机关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检察权包括了公诉权和法律监督两方面的内容,刑事审判权则包括定罪权和量刑权这两项核心权能.量刑建议最初只是检察院改进公诉方式的一道工作程序,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转变为对法院具有约束力的权力.对此,有必要对"一般应当采纳"条款进行合宪性限缩,准确界定量刑建议对法院的约束力载体.法检机关可充分利用"互相配合"原则,在工作制度和工作方式上协调法检关系,让量刑建议无需权力化也能取得良好效果.     

检察机关推广量刑建议的障碍分析及破解

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检察机关依法提起量刑建议问题已经在诸多争议声中逐渐被司法机关及学者所认同和肯定,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相对共识,例如检察机关提起量刑建议的法理基础、提起主体、范围、程序等等。然而,通过进一步调研可以发现,基于对量刑建议功能的非理性认识,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量刑建议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真正发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