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本质论

通过对侦查概念的剖析,探寻侦查行为的本质属性。以"密侦"为突破口,纵观古今,找寻从"侦察"到"侦查"的过渡。进而,进一步辨析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关系,探寻侦查的强制性与谋略性。侦查权的制衡,秘密性与强制性的限制,需要其对立面公开性与任意性。结论:"暗中查证"是侦查活动的本质属性,"公开查证"只是出于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而对侦查权的一种限制。     

"信息引导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初探

信息化时代下,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挑战,给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严峻的反腐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线索少,案件发现难,案件查办难"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各项重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根据形势变化,更新办案思想观念,转变全新侦查模式,探索和使用"信息引导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这种新机制、新手段,化被动为主动,进一步提高与职务犯罪活动作斗争能力.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的构建

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单一、强制力不足、侦查效能低下,严重影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建议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从超前性、层次性和可行性的总体设想出发,应修改现行法律设王的"普通侦查措施",增谩强制取证、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特情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以促进侦查措施法律功能的整体有效发挥,满足惩治职务犯罪紧迫形势的需要.     

侦查信息的内涵反思与多维存在模态建构

侦查是实践性非常强的认识活动,对于侦查信息的理解既要立足于现实世界的各种存在,又要上升到一定的哲学反思高度,才能把握侦查信息的本质与价值。应从日常生活、现代通信技术科学、哲学三个层面分析信息含义的纵向流变,归纳信息在应用领域及哲学领域的主要成果。在此基础上,从认识论维度阐释侦查信息的含义,强调侦查信息基于本体论信息之上的"主体建构"的特性。侦查信息多维存在模态构建了"化繁为简,从简入深"的侦查信息认知模式,可以为侦查中有效获取、识读、应用侦查信息提供参考与借鉴。     

电磁信息痕迹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电磁信息痕迹作为一种新型的侦查方法,与传统痕迹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电磁信息痕迹的侦查价值越来越突出,并在职务犯罪案件初查、案件审讯、挖掘线索和案件追逃等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     

侦查运动中“己“与“彼“的比较研究

侦查运动中的"己"与"彼"比较研究侦查与犯罪是一种联动行为,侦查是与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与犯罪和犯罪分子的一种较量,其斗争的双方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己",和犯罪、犯罪分子--"彼"."已"与"彼"是互为对立的双方,从侦查角度来讲,对"己"与"彼"双方情况把握程度是决定侦查工作成败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     

侦查基本原则学理解读

侦查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侦查活动全过程,承载侦查基本价值,反映侦查目的和任务,体现侦查活动基本特征,对侦查结果有重大影响,并对侦查实践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保证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顺利开展工作的行为准则。侦查基本价值是确立侦查基本原则的直接依据。侦查具有对抗性、秘密性、时机性、专门性、谋略性、诉讼性、证明性等基本属性。为了满足国家、社会和每一个具体、现实的人对侦查基本属性"善"的追求,与此相对应,侦查具有秩序性、正当性、效率性、独立性、合法性、科学性等方面的基本价值。为了保证侦查基本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决定了侦查具有侦查权国家垄断原则、措施比例原则、适度公开原则、及时性原则、独立办案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和科学证明原则。     

关于“微信”犯罪及“微信”服务侦查实战的思考

微信作为一种新型即时通讯工具,具有操作简单、支持群聊、便于添加好友、实时对讲等功能和特点。犯罪嫌疑人将其作为"新工具",用来实施诈骗、盗窃、强奸、抢劫和敲诈勒索等犯罪,且上述诸类犯罪具有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均年轻化、侵害目标易寻找、犯罪成本低、作案时间地点不确定、隐蔽性强的特点。应加强宣传、严格监管、加快信息化建设来应对上述诸类犯罪。"微信"的应用导致传统的"语音"和"短信"减少、QQ使用率降低,侦查人员应转变侦查思路,通过手机研判、号码查找、图片比对、位置定位、伪装侦查等手段更好地利用"微信"服务侦查实战。     

论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

侦查工作的基本原则包括侦查活动的技术原则和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原则,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将侦查活动视为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论上和实践中只重视侦查活动的技术性原则的研究与使用,以最大限度地达到侦查的目的。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论争与选择,侦查程序不仅要符合目的理性,更要符合价值理性,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化是其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确立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目的在于从法治的角度确保侦查行为的有效性、正当性、合法性,它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正义与效率等各种价值高度协调的结果。     

有限理性背景下的现代侦查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个体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侦查人员所面对的侦查信息不同于传统社会.由此导致无限扩张的信息与有限的信息处置能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依据有限理性的阐释,由于环境复杂性导致不确定增加,并且人类对信息的认知能力与处置能力有限,因此案件侦查工作陷入僵局是一种必然趋势.现代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根本改变了从信息收集、整理到信息存储、分析的方式,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的侦查困境.同时通过侦查主体分工专业精细化以及侦查研判智能化自动化,实现侦查决策的相对优化.     

浅析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主体

现场勘查是侦破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刑事侦查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现场勘查的主体是侦查人员。为了提高现场勘查的质量和效率,技术人员也应该成为现场勘查的主体,以发挥侦技结合的优势,同时技术人员和检验鉴定人员应有一个明显的界限,避免自侦自鉴带来的弊端。     

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的修订设想

现场勘查规则实际上就是现场勘查专业总则 ,它主要包括技术管理标准和行政管理标准两个方面的内容。本文认为 :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 (以下简称勘查规则 )的实施 ,应是在相关法律和技术法规的有效保障和监控之下 ,按照相对的稳定性、标准的确定性、适当的超前性等修订原则 ,对现场勘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技术方法、每一个操作步骤制定更加严格的、细化的专业标准 ,才能确保在犯罪现场勘查工作中 ,在现场物证的提取、运送、保全和检验鉴定的诸环节上 ,实现法制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建设目标。     

浅谈计算机犯罪现场勘查

计算机犯罪是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 ,其犯罪现场是不可见的 ,具有潜在性、后发性的特点。要做好此类犯罪的现场勘查 ,必须充分掌握其现场的保护方法、勘查方法、证据的收集等。     

犯罪现场概念之反思与重构

科学界定犯罪现场的概念。对于完善现场勘查理论和深化侦查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服务和指导当今侦查工作有着现实意义。在对现有各种犯罪现场概念进行审视、反思的基础上,将犯罪现场概念重构为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地点.     

“辩侦交易因素”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存在理性及其司法运行问题研究——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基本视角

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入“辩侦交易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反贪力度和推进反贪工作，达到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目的。然而触及到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将“辩侦交易因素”很好地引入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理论和反贪办案实践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对其本身的存在理性和司法运行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当然这种研究的视角是多样的、自由的甚至是随意的，这里选择“相对合理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视角，但愿是相对理性的     

关于加强北京经侦工作的几点思考

目前,北京的经侦工作和经侦队伍建设整体上与打防形势要求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影响和制约着首都经侦工作的进步和发展。透视近年来经济犯罪的总体形势、特点和发展趋势,客观、科学地审视经侦工作的职能定位和作用发挥,切实加强和改进经侦工作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     

刑事侦查行为分类研究——以毒品犯罪的侦查为范例

根据刑事侦查行为的样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将其区分为任意侦查行为与强制侦查行为、公开侦查行为与秘密侦查行为、技术侦查行为与非技术侦查行为。这一分类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实践中侦查机关的行为选择提供宏观指导。对“无被害犯罪”典型的毒品犯罪,不仅需要采取一般的侦查方法,而且需要根据这种犯罪的特征设计特殊的侦查方法。     

法治视阈下的诱惑侦查及适用限制——基于毒品犯罪诱惑侦查的分析

诱惑侦查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然而司法实务中却早已广泛适用,这难免有合理不合法之嫌。对于诱惑侦查应限于特殊类型的重大犯罪行为,并首先要界定其是“犯意诱发型”还是“机会提供型”。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应当排除该案的全部证据,以证据不足做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对“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应规定基本原则和操作流程,并根据具体案情,对被告人做出合理的定罪量刑处罚。     

海上走私犯罪侦查方法

海上走私属于特定区域、特定对象的走私行为,走私运输工具先进,对抗性强,海上走私组织严密,呈现团伙化、集团化、国际化趋势,单线联系,走私路线复杂多变。缉私部门应注重情报经营,对查获走私船舶及时进行现场勘查及搜查取证,查明走私链条。     

论经济犯罪案件的现场勘查

经济犯罪现场勘查包括现场访问、现场勘验、现场分析,经济犯罪案件现场与普通刑事案件现场内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现场勘查的重点也有所不同.经济犯罪案件现场勘验对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具有重要意义,但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经济犯罪案件现场勘查的目标是通过现场访问和现场勘查,尽可能穷尽经济犯罪留下的各种空间信息,通过合乎逻辑的现场分析,重建经济犯罪现场,以便及时、准确地侦破经济犯罪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