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众俘获”到参与共治:分享服务的内涵、机制与价值

分享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公共服务治理模式,实现了公众对于公共服务责任从"俘获"到参与共治的转变,并催生了分享服务的公共服务治理新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分享服务通过服务成本分担、服务边界明确、服务内容精确定制实现了公共服务治理模式的创新;通过自身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共服务治理所面临的资源短缺、多元供给不充分和服务质量不足的问题,对未来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具有重要价值。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以青岛市市南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场域。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是新形势下的一项战略任务。青岛市市南区按照"五化"工作思路,下放社会治理权限,建立"两委一站"的基层治理结构,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有效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行动指向、适宜条件与结构框架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一种嵌入企业精细化管理理念的创新服务模式,相较于传统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民众满意"和"质量至上"是其明确目标,具有精准识别对象、精度适配模式、精细管理过程和精益评估绩效等显著特征。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以人的最终诉求为行动指向,通过创新社会体制机制、稳固治理基础,运用标准化、智慧化、专业化的治理工具,兼顾精准性、全程性、统筹性、考核性的治理要求,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协同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的供给治理格局。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宜适性是对精细化治理是否适合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初步判断,由精细化治理效能、治理供给力、治理驱动力和治理引导力耦合形成,这四要素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宜适性判断结构框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系统拥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层次,其中,横向水平内容包括对象精准、内容精细、目标精确等三个层次,纵向垂直过程包括前提(治理主体)、基础(服务需求测度)、条件(靶点识别)、核心(模式和路径)、保证(精细化管理)等五个层次,横纵两条脉络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系统结构框架。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供给带来新的方式和体验，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成为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公共部门提高公众满意度的必要前提。在阐述数字化公共服务的逻辑机理基础上，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从服务成本、服务效率、服务效益、公众满意、公众参与五方面构建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评价体系，最后从创新理念、数据共享、部门协作、需求导向四个角度提出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的策略。     

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新公共服务的比较研究

服务型政府从理论、模式、实践三个维度理解,指一种强调服务理念的理论与以服务行政为主导的政府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建设满足公民服务需求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并不等同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而服务型政府是对管理型政府的替代。服务型政府不同于新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不是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来源。走向服务型政府需要整合治理方式,实现"为我所用",妥善处理三者关系,借鉴其他两者的优势。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路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其实质在于培育多元化、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主体,从而对服务的"生产职能"与"安排职能"实现相对分离。首先,鉴于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应该打破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格局,明确政府只是服务的提供者,并非一定是生产者的角色,在市场化进程中应慎用政府机制;其次,市场机制可以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服务成本的降低、提高服务效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然而,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公民社会在分担服务职能等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培育公民社会也是市场化不可缺少的环节。     

深化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的思考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既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完善公共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第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发挥,有赖于社会保障治理自身体系的完善。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谋划社会保障治理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法治保障、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实施、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保障治理体系。第二,深化社会服务供给体制改革,提升社会服务效率和公平性。一是改革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构建体现社会服务技术人员特点的薪酬制度;二是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建立竞争性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三是积极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努力开创社会服务社会化的新路径。     

“分散化公共治理”下的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

以英国为发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了"分散化公共治理"的世界性浪潮,通过广泛设立代理机构,将服务提供职能从部委中分离了出来。代理机构具备更大的管理自主性、更明确的服务职能、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构建伙伴关系的灵活性、更强的公开性与问责性等,成为有效实施政府公共服务标准的组织结构基础。我国的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也应实现政策决策和服务提供的有效分离,通过构建良好的公共治理模式,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的质量。     

从数据融合走向智慧协同: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困境与回应

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需要经历由数据驱动向智慧协同转变的过程。智慧城市群是"智慧城市"概念在空间组织形态上的延伸,智慧城市群的大数据内嵌于跨区域公共服务治理。目前,大数据技术是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的关键,它能够筛选有效信息,辅助公共服务智能化决策,自适应调节公共服务情境。应用大数据资源在智慧城市群进行公共服务治理的同时,会产生大数据驱动下的多层面公共服务决策的技术困境、结构困境和伦理困境,必须重新规划多级城市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治理权限,培养多主体协同治理公共服务的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完善智慧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伦理建设,消除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诸多困境。     

公共服务市场中的治理工具——以广州市购买服务为例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为规避市场机制的潜在风险,政府应运用不同于传统管理工具的治理工具。现有研究虽关涉新政策工具,却未能论及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甚或社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广州政府综合运用了经济工具、行政工具和法律工具三大类治理工具。这三大类治理工具共分为十四项,包括:资源支持、方向指引、行为监管和市场营造等内容。这套治理工具组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推动广州市社工组织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的效果。这是一套直接间接兼备、软硬并施、合作式、多样功能的复合式治理工具,保证其在实践运用中能有效契合公共服务市场化之情境,即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宏观调控"之效用。而之所以广州市会选择这些政策工具,是基于其特殊的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几项因素。随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推进,政府在治理公共服务市场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有效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     

塑造服务型政府--新公共管理视野下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固有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尤其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效率并没有充分实现,甚至是低效率和无效率.因此,新公共管理运动针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政府失败",主张政府作用的退缩与市场价值的回归.笔者试图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下政府主要职能的新理论,重塑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塑造服务型政府,着重强调"为公众服务"、"为顾客服务"的治理理念.     

深度创建实验区 助推供给侧改革

正自2011年民政部开展"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创建活动以来,湖南省把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服务社区居民的重要载体,周密安排,统筹推进,在开展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社区精细管理服务、引导社区居民协商共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在全省发挥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新常态下,湖南各地以此为起点,深度创建实验区,助推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努力形     

基于“创新、协调、共享”发展价值的理论思考——评《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一书,以全新的研究视角,基于"需求—供给"分析框架,采用多学科的技术方法,力图展现服务型政府与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过程维度与结果维度、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均衡协调。该书基于"共享"的价值理念,在服务主体、服务责任与服务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建设设计,对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作出了理论贡献。     

推行居住证制度的必要性及路径分析

《居住证暂行条例》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对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进入居住证时代,居住证制度是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性措施。推行居住证是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必须通过全面实施《居住证暂行条例》、逐步实现"证变本"、努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等路径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     

大数据下的公共服务递送：技术禀赋及其不确定性的克服

公共服务是关乎居民公共生活质量的关键领域,大数据为精准递送提供了技术保障,因而成为技术治理拥趸的政策倡导议题。随着公共服务智能化的推进,大数据的应用空间将进一步扩大,而"用户本位"理念、关键技术的针对性应用、云计算、虚拟建模等,则塑造着公共服务精准递送的新模式。在技术治理的角度,大数据同样也会带来服务递送的不确定性。克服技术僭越公共性的有效选项有:树立技术服务于公共价值的定位、采取有序而渐进的行动策略、挖潜技术"倒逼"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对技术应用加以规制等。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体制优化研究——基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视角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体制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管理体制落后、缺乏公民参与、供给主体单一等。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可以引入"无缝隙政府"、"网格化管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服务供给"等方法,来推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体制的完善。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着各个传统行业,也对政府治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部门要树立开放、共享和服务的治理理念,要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治理效率,要改革政府机构和职能适应"互联网+政务"的发展需要,要开发促进"互联网+"各项公共服务的广泛应用,从而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市域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现进路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一环,新时代市域公共服务供给新内涵要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相契合。当前,我国要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从"有"到"优"的转变,必须深刻理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意蕴,明确市域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仍面临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以及供需匹配失衡的现实困境。推进市域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应以厘清主体责任边界、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破解供需失衡矛盾三个维度为实现进路,进一步增强市域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均等化、精准化。     

“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与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

"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是以某一区域行政体制为基础,以特定公共需求为目标,以市政园林、旅游等部门为核心,以规划、交通等部门为支撑,协同供给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公共服务等,合作治理城市环境、城市卫生、城市乱象等,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共享发展的政策工具。本文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分析如何通过"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改进。作者认为,在深化改革、新常态发展、新型城镇化等情景下,现行市政管理体制亟需重构。在既有条件约束下,可以构建"大旅游协同发展、大数据协同共享、多部门协同服务、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协同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发展、转型发展;在未来则应优化为城市协同治理机制,为城市的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服务。     

论元治理模式下英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治理

在地方治理体制下,英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由强调公私部门分离的科层管理转向注重多主体合作的网络化合作治理。转型后的合作治理既有横向合作的"软治理",也有纵向合作的"硬治理"。在横纵交错的网络化合作治理过程中,英国运用元治理的理论精髓,对合作治理过程进一步控制和引导,发挥政府在合作治理中的领导力,并运用不干预型和干预型相结合的元治理手段,更好地实施"软治理"和"硬治理"中的公私合作制、合作关系协定、"携手共建"、最佳价值、地方公共服务协议和地区协议等一系列制度。这为推进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深入探讨提供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