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中的应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与思维也都在发生着变革。大数据与大数据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的运用不仅使侦查信息化理念得到确认，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即由单一机制模式向三维立体模式转变，同时推动职务犯罪侦查行为模式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使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的转型迫在眉睫。厘清"以证促供"的内涵有助于加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在首次明确界定"以证促供"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更新执法理念、转变执法行为、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搜集与运用等方面探寻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这一系统工程建设的路径。     

法治理念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必将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革新与完善,促使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理念向“由证到供”型方式转变。当前职务犯罪呈现的新特征凸显适用特殊侦查措施侦破案件的必要性,并迫切要求立法上的支持与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刑诉法的实施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模式需从"以供求证"的侦查模式转型为"以证促供"的侦查模式。"以证促供"中的"证",是以"促供"为导向。"以证促供"的核心和关键是"促",而"促"的方法在于侦查谋略与审讯技巧的运用。"以证促供"语境中"供"是"以证促供"的目的和导向。在"以证促供"的侦查实践运用中,要更新执法理念,转变执法行为,全面收集证据,灵活运用证据,实现从"以供求证"的侦查模式向"以证促供"的侦查模式转型。     

侦查模式评析

现代侦查程序与古代侦查的不同在分权与制衡。侦查模式是发展的，不会停留在古代。侦查活动需有行政效率。我国司法的行政化，有赖于彻底的司法改革。当事人主义不是一种侦查模式。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有优劣，我国侦查模式并非超职权主义的。“由供到证”并非侦查模式，“由证到供”不等于物证本位。它们需要辨析实际案侦中的供证关系。评析案侦构成模式及其“转变”。无论案侦抽象要素与技术要素，寻找模式规律都需要积累经验。转变观念与转变模式难以同步。     

"信息引导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初探

信息化时代下,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挑战,给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严峻的反腐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线索少,案件发现难,案件查办难"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各项重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根据形势变化,更新办案思想观念,转变全新侦查模式,探索和使用"信息引导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这种新机制、新手段,化被动为主动,进一步提高与职务犯罪活动作斗争能力.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新论－为“由供到证”正名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是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所反映的案件线索来寻找、获取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来完成对犯罪的证明过程,分为纯粹型和非纯粹型两种。基于程序的正当性要求、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以及防止刑讯逼供等现象的产生等原因,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尤其是纯粹型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在实践中,由于司法资源有限、刑事案件侦查的内在规律与特点等原因,此种侦查模式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因此,可以对其确立一定的合法性标准,使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在合法的前提下发挥对案件侦查的积极作用。     

侦查模式转变是关键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立了非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为适应这一要求,侦查模式、侦查程序、侦查体制也应作相应改变。从立法上看,侦查模式应从由供到证转变为由证到供的模式。传统的侦查模式通常的做法是我们侦查机关在掌握一定犯罪线索或初步确定嫌疑对象后,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然后据其供述收集其他证据,如果收集证据出现矛盾,又继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整个刑侦工作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来进行。这一案例证明,这实在是一种不够理智的做法,任何一个案件只有建立在扎实可靠的证…     

公安机关“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制约

＂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侦查人员可以运用口供,但必须明确口供并不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唯一依据。要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传统,逐步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换。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人像鉴定在案件侦破中的作用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案件侦破由以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审判为中心,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转向"由证到供"。以审判为中心,关键是以证据为核心。人像鉴定是侦查活动中进行对象身份识别的重要手段,其鉴定结论是重要的诉讼证据。在侦查活动中,人像鉴定可以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获取口供和其他证据,亦可认定犯罪嫌疑人,实现零口供定案,在案件侦破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浅析免与官当

免与官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两种适用于官吏犯罪的规定,它们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然而,两者在性质、适用范围、具体操作、法律后果上均有共同点和差异之处,笔者在此予以浅析。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哈耶克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理性和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笛卡尔主义的代名词,哈耶克不满"理性"和"理性主义"长期以来被其独享和滥用的局面,尝试和寻求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通过对理性的重新表述和在理性主义之前加修饰语的办法,从逻辑层面上将这两个术语加以提升,区分出滥用理性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有效利用理性的"进化理性(主义)",为自发生成的进化理性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提防个体自由遭受源于建构理性的计划和极权主义的侵蚀。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电子政务的"位"与"为"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存在着"电子"与"政务"定位不合理的问题,这必将导致电子政务的职能和作用不能充分体现出来。正确理解电子政务的本质,摆正"电子"与"政务"的关系,改革政府机构的管理模式,将是现阶段发展电子政务的关键。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