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侦查权相关问题探析

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将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的批捕权上提到上一级检察院,以利于对检察侦查权的监督。对于这次司法改革,检察侦查权的设置合理性问题再一次引起学界的争论,本文拟从检察侦查权的产生、设立价值入手,对检察机关具有侦查权的应当性进行解释,并对如何完善与监督检察侦查权的提出了一些建议。     

亦谈检察侦查权的法律监督性质

有观点认为,检察侦查权与法律监督是对立的,检察机关不应具有侦查权,否则就有悖于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笔者认为,检察侦查权与公安、安全机关侦查权具有本质的区别,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国家法律监督职能密不可分,是实现法律监督职能必不可少的手段。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论我国侦查权之控制

我国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方式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也中产生了不少弊端。对侦查权进行有效控制一直是刑事司法实践面临的难题。因此应当借鉴法治国家的侦查权良性运作的经验,完善我国侦查权之控制体系。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途径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项重要权能,也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其侦查权的改进与完善问题一直是法学实务界与理论界争论的焦点.现有的侦查体制框架已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一大桎梏,亟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如何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运行模式,是当前检察改革的一项重点课题,本文拟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现实形态与弊端入手,分析.论证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权需要改进与完善的主要问题.     

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侦查权的行使

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直接行使侦查权有利有弊,根据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力量配置情况决定该部门是否直接行使侦查权是基本原则。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直接行使侦查权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案件指挥体系、质量保障体系以及安全保障体系。     

论检察侦查权的法律监督性质

由于目前对我国检察侦查权的性质认定存在很大争议,有的认为是行政权性质,有的认为是法律监督性质。通过对法律监督的概念和我国检察侦查权内容的分析之后,本文认为我国检察侦查权从法律设置初衷和法理基础上说都具有法律监督性质,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有着明显的差异。     

试论检察侦查权行使中人权保障之基本观念和精神

我们的时代是法治时代,是人权时代。以人为本,尊重、保障、维护和实现人权,成为社会和时代的主旋律,成为法律人的社会使命。检察机关行使检察侦查权,如何做到既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又能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事业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笔者立足于法治和人权保障,探索人权保障与检察侦查权的内在关系,分析我国行使检察侦查权过程中人权保障的现状及形成原因,进而对现有诉讼模式下人权保障的完善进行理性思考。     

论侦查权的控制路径

侦查权失控现象由立法纵容、检察监督乏力、司法审查制度缺失、辩护权虚无等原因造成。可以在现有司法体制下通过完善具体制度而实现对侦查权的有效控制：应重视和完善立法对侦查权的源头控制,应坚持和落实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过程监督,应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同程制约,应建立适当的司法审查制度。     

试论检察侦查权行使中之人权保障原则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法治时代,是人权时代。以人为本,尊重、保障、维护和实现人权,成为社会和时代的主旋律,成为法律人的社会使命。检察机关行使检察侦查权,如何做到既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又能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事业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笔者立足于法治和人权保障,探索人权保障与检察侦查权的内在关系,分析我国行使检察侦查权过程中人权保障的现状及形成原因,进而对现有诉讼模式下人权保障的完善进行理性思考。本文试探讨人权保障之原则。     

新检察侦查权适用的三个问题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重新构建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体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检察自侦的情形。"侦查"被重新定义,新检察侦查权是一项直接侦查权,其既是对职务犯罪调查权的补充,也是对检察机关自身职权的补强,有利于优化反腐资源配置,提高反腐工作效能。新检察侦查的立案范围分别在主体方面、客观方面、时空方面做出了限定。在互涉问题上,立法明确了"监察优先"原则和"沟通机制"。职务犯罪调查活动本质上亦属诉讼活动,应在法律监督范畴之内。而监察与检察之间的协调衔接问题在制度设计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试论检察侦查权行使中之人权保障原则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法治时代,是人权时代。以人为本,尊重、保障、维护和实现人权,成为社会和时代的主旋律,成为法律人的社会使命。检察机关行使检察侦查权,如何做到既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又能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事业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笔者立足于法治和人权保障,探索人权保障与检察侦查权的内在关系,分析我国行使检察侦查权过程中人权保障的现状及形成原因,进而对现有诉讼模式下人权保障的完善进行理性思考。本文试探讨人权保障之原则。     

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与检察机关角色定位和职能设定相一致,检察机关自始至终享有侦查权。但伴随我国法治建设进程改革发展,法律授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也随之调整,特别是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七十多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制度变迁进行宏观总结,有助于更加准确把握当前检察改革发展方向。     

我国检察职权优化配置的制度构想

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职权的优化配置必须遵循独立运行原则和分权制衡原则,完善权利实现机制、改革管理体制和创新工作机制,并对公诉权、侦查监督权、民行检察权、职务犯罪侦查权等权利配置进行创新与重构。     

日本检察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及其启示——以邮费优惠案为例

日本检察官素有“刑事司法脊梁”之美誉,不过,2009年发生的邮费优惠案中检察官大量滥用侦查权力的行为,使得日本检察机关遭到广泛质疑,声誉扫地.该案反映出,检察侦查过程中的非法讯问难以遏制、内部监督在防止侦查权滥用方面乏力等问题.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与日本检察官“成果主义”司法文化、法官对检察官的顺从等深层次原因密切关联.中日两国在司法传统、诉讼文化、检察侦查权配置及其监督制约方面有诸多共性,这使得日本检察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及其实践对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机动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属性研究

机动侦查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保留机动侦查权具有优化侦查权配置、增强法律监督刚性、加强侦查协调衔接的重要意义。机动侦查权行使主体、适用对象、行使方式及行使目的等均体现了其法律监督属性。建议从五个方面完善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即立法上修正,明确“重大犯罪案件”范围,赋予市级检察院启用决定权;司法上松绑,理顺机动侦查权启用的部门衔接;机构上整合,单设侦查部门或成立侦查办案组;人员上高配,组建专业化检察侦查队伍;使命上探索,构建科学合理、规范有序、权责一致的机动侦查权运行机制。     

论我国检察职权的优化配置

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职权的配置必须遵循独立运行和分权制衡原则。优化检察机关职权配置，必须完善权力实现机制、改革管理体制和创新工作机制，并对公诉权、侦查监督权、民行检察权、职务犯罪侦查权等权力配置进行制度创新。     

我国民事检察制度之完善

我国法律关于民事检察制度的规定存在不完善之处,应该强化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中的检察监督职能,除抗诉权外,还应赋予检察机关发现错误权,包括调卷权、听审权、调查权;建议纠错权;提请惩戒权;立案、侦查权等。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科学配置

职务犯罪侦查权一直是法学家和检察实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在缺陷,从本质上影响和制约了侦查效能的充分发挥,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是新时期开展职务犯罪工作的当务之急。     

近代中国侦查权独立的历史考量

作为一种具有司法色彩的特殊行政权,刑事侦查必须独立于司法审判权和普通行政权;作为一种刑事诉讼权力,它也必须具有排除党派等政治势力干扰的独立性.但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虽然也设置了如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司法警察等机构组织,但行使侦查权的检察和警察都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法律并未能够保证它们依法独立侦查犯罪,侦查权的独立性无法获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