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

冷战后德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始终围绕发展贸易关系，政治和战略考量居于次要地位。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偏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内利益的非中心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德国对欧盟最终决策的影响。欧债危机使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微妙变化。德国作为国际秩序新的“构建力量”的角色定位，表明德国是一支不断发展的力量，其心态与式微的英法有所不同。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新地缘战略背景下的欧美关系

德国资深政治家、现任外交部“德美合作”协调员福格特先生(Karsten D.Voigt)于2005年6月1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做了题为“新地缘战略背景下的跨大西洋关系”的演讲。他主要从德国地缘战略变化的角度,对跨大西洋关系即欧美关系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一)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对于德国而言,1989年11月9日和2001年9月11日是两个关键性日期,先后改变了德国、欧洲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对美国来说,冷战已彻底结束,如今转向反恐斗争,而对德国及欧洲而言,冷战的后果远没有终结。自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驻扎在国内的军队…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的源起、内涵与展望

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是中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国家崛起和“时代转折”的双重动力推动德国出台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基于综合国家安全观,提出多元化策略,界定德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并突出了制度竞争要素。该战略文件针对内外安全风险,具体从加强防护性、加强韧性和加强可持续性等三方面布局实施路径,在体制建设上尚未构建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无论是战略文件的制定过程还是核心内容,都充分体现出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战略联动。该部战略不仅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变化,而且全方位影响德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不过,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仍旧面临若干现实问题和瓶颈,这限制了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领导力的发挥。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更多地聚焦原则立场,外界更应当关注其后续转化和实施。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中德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比较分析

德国和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不仅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且在援助管理体制、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上也存在差异。但是，德国在对非援助方面已经积累了50多年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本文在分析和总结德国进入21世纪以来对非援助政策新发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对非援助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四点思考。     

美国“新欧洲”战略初探

伊拉克危机引发了舆论界和学术界有关美国“新欧洲”战略的议论。本文对该战略进行了初步探讨。文中指出 ,“新欧洲”战略根本上是冷战后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产物 ,其出现带有某种必然性 ;近年来美欧矛盾的激化加快了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步伐 ;中东欧国家主动靠拢美国为“新欧洲”战略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新欧洲”战略的实质是分化和削弱欧洲 ,即美国试图通过北约扩大在欧洲内部建立一个亲美阵营 ,利用中东欧“新欧洲”来牵制德法“老欧洲” ,以此限制欧盟的强大。“新欧洲”战略将对美欧关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欧洲联盟:对中国的共同战略

1999年6月,在欧盟科隆峰会上,欧盟通过了一项“对俄罗斯共同战略”。自此,共同战略作为阿姆斯特丹公约13章规定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新工具,第一次得到了使用。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99年10月,在赫尔辛基欧俄峰会上,俄方提交了一份“发展俄罗斯联邦和欧盟关系的中期战略(2000—2010)”。这尽管没有引起媒体轰动,但却开启了欧俄关系上一个新     

编后

又值岁末 ,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 ,我们经历了许多 :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痛失我刊前主编李慎之先生、非典肆虐、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伊拉克战事“结束”半载有余 ,而美军士兵仍伤亡不止 ,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布什政府的反恐行动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引起了我国学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理念、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本期专论中 ,叶江教授对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安全困境”问题及“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     

全球反恐运动中的德国——“9·11”后德国反恐的表现、特点及其国际影响

文章考察了“9·1 1”事件后德国在全球反恐运动中的立场、角色和主要表现 ,分析了德国反恐怖主义政策的特点、缘由及其产生的作用和国际影响。文章认为 ,德国的特殊历史和它在国际体系中尤其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其在后“ 9·1 1”时代的反恐怖主义运动中分外引人注目 ,它的各项反恐怖主义措施和行动必将对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反恐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强调 ,德国在反恐运动中折射出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为我们认识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变迁提供了参照 ,值得进一步关注与重视。     

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德国问题”与欧洲一体化的兴衰

“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一缠绕欧洲时局百余年的“德国问题”,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兴衰有什么影响?今天“德国问题”是否又重新冒头?德国在欧盟中“一国独大”意味着什么?德国的战略定位已是欧盟兴衰和欧债危机能否解决的关键.由此出发,本文从“德国问题”角度探析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从新自由主义到第三条道路──全球化、社会关系和德国的政治变迁

本文从分析德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入手，剖析其经济结构、社会 构成及劳工力量，指出只有理解生产关系背后的阶级关系，才能把握德国的 政治变迁。本文认为，德国独特的金融—产业关系和劳工运动特点，使其政 治变革呈现出一种温和状态，因而形成了不同于英美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 道路”的特点。     

二战后的西德与犹太人问题浅析

在２０世纪，没有一个国家比德国与犹太人的关系更为敏感和引人注目了。二战结束后．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德国着手进行“非纳粹化”和消除军国主义的影响，逐步地由二战的发起国转为两大阵营的伙伴。在这一进程和此后的历史中，犹太人问题始终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交织其间。 所谓犹太人问题，最初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指纳粹屠犹罪行所要求德国作出的认罪态度和赔偿；７０年代后，随着东欧和苏联犹太人的大批移民德国，犹太人问题渐渐成为德国的一个政治问题，并由于极右翼分子的推波助澜而倍受关注。 二战的硝烟弥散以…     

德国的新亚洲政策

奉行积极的亚洲政策是保障德国未来的一项战略。德国的新亚洲政策旨在通过加强发展与亚洲国家特别是在经贸和投资方面的全面合作，开拓亚洲大市场，促进亚洲国家的进一步开放，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从“第三条道路”理论看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转向——基于对哈茨改革的分析

为了改变德国所面临的高失业率等困境，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推出了《2010改革议程》一揽子改革计划，这其中包括了针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的“哈茨改革”。本文首先从历史纵向上分析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然后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依托，指出哈茨改革带来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范式变迁，即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已经从积极型转向了激励型，这种转向不只是体现在政策目标上，而且也落实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本文最后论述了由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期间以及由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组成的新联合政府对哈茨改革的部分修正。     

建立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其中“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新的表述，也是整段表述的核心。以前仅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次则明确提出了形成新的经济发展...     

论冷战后期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论冷战后期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香港］张志东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是在冷战时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冷战前期，美国在东南亚奉行“多米诺骨牌理论”和“遏制”战略，即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遏制”共产主义浪潮，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全球的反共战略任务，同...     

现代化视域下马来西亚“东向政策”的拓展深化及影响

“东向政策”是马来西亚1982年开始实施的对外政策，其主旨是同日韩扩大经济贸易关系，争取两国投资并学习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职业精神，服务于马来西亚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东向政策”有助于马来西亚突破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的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以及管理方式陈旧等难题。历经40余年，“东向政策”在目标、内容、手段与对象上得以拓展和深化。为了平衡主要国家在马来西亚的战略博弈，“东向政策”的战略意图从最初“以亲近日韩来弥补与西方国家的疏远关系”转向“加强与中国的交往来平衡主要国家对马来西亚发展的影响”。同时，将政策对象拓展至中国以使马来西亚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推动其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尽管学界对“东向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质疑，但总体来看，该政策有力推动了马来西亚从传统农业国转向新兴工业国，加快了其工业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