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与政策实践

基于争做"一流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对印太地缘政治反应积极。对"印太"地缘战略理念的追随,不仅体现在日本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思路中,也体现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通过三个途径加以实施: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和人文社会交流。日本"印太"地缘外交的实质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及拉动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针对中国的较量与博弈。可以预见,随着印太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拓展、中国的崛起难以逆转,美国战略的不确定性,未来日美印太战略前景黯淡,以日本为主推动印太战略则更没有现实基础。     

“印太战略”下美菲同盟强化的动向与影响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将东南亚定位为“印太区域架构的核心”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全面重启东南亚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优势。因其独特的战略重要性，美菲同盟成为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区域安全机制和提升区域掌控能力，应对和克服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挑战的关键一环。为此，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内部深化”和“外部拓展”两大路径，全方位推进美菲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并在菲方政治势力配合下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美国内政、菲方意愿及美国自身能力等关键因素的限制。     

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     

日本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刍议

日本安倍政府“巧妙”利用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0周年的重要节点，通过频繁的政治互动与密集的经济合作，深化了日本与东盟在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维度上的政策拟合度。不仅如此，迫于现实与战略层面的利益考虑，安倍政府试图借助政治拉拢与经济控制，把东盟塑造成“遏制中国发展”的潜在战略盟友。但由于存在过分强调主观意志、工具主义与利益至上等严重的局限性，日本安倍政府对东盟的外交战略注定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也难以在现实层面拉拢东盟构筑对华包围圈。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助推实力与地位：大战略视角下法国“印太战略”再定位

自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转型以来,法国逐步确立基于战略自主的“平衡大国”大战略目标。在地缘政治压力下,法国希望通过国家实力建设和国际地位伸张两种战略手段实现该目标。尽管“印太地区”位处法国地缘战略的“边缘地带”,却是集法国海外领土、全球经济引擎、中美战略博弈和地区秩序尚未定型的“元地区”为一身的关键场域。在基于战略自主的“平衡大国”大战略目标指引下,法国“印太战略”显露出国家实力建设和国际地位伸张双重逻辑：一是围绕“战略自主”提升国家实力,通过维持海外领土军事部署、赋能经济活力和保障供应链安全,弥补法国在大国战略竞争中谋求“战略自主”时面临的物质性实力短板,并为法国战时经济转型提供韧性保障。二是聚焦“全球性平衡大国”伸张国际地位,表现为在地区稳定中发挥平衡性力量,呼吁回归“真正的多边主义”,以此强化国际社会对法国全球性大国地位的集体认知和承认。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从四个方面推动了其"印太战略"的实施:发展与印太地区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支持私营部门发挥关键作用;深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帮助伙伴国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推动与印太国家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观,提升美国的影响。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教科处和河北大学期刊社联合举办“日本的战略取向与新时代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

正2018年4月17日,由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教科处主办,河北大学期刊社、《日本问题研究》编辑部协办的"日本的战略取向与新时代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洛阳隆重召开。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国际政治专业学科带头人徐万胜教授在开幕式上讲话,并在专题讨论中作了题为"日本的印太战略与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发言。河北大学期刊社社长、《日本问题研究》常务副主编宋凤轩教授主持了主旨报告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洪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     

欧盟战略自主与欧版“印太战略”

为提高国际社会影响力,实现“新安全战略”,应对“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危机和挑战,欧盟强化战略自主并培育安全力量建设。随着印太地区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增强,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断加强与印太的联系,力求成为该地区新的战略参与者。欧版“印太战略”,以日欧贸易协定为蓝本,优先发展对日关系,联合介入印太,通过与印太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探索在这一地区建立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强调经济与安全并重发展;法英在欧盟介入印太过程中充当先遣队。它以维护自由与开放、繁荣和稳定的印太秩序为切入点,使欧盟成为这一地区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利益攸关方,谋求与中美在印太地区实现战略平衡。     

混乱的美国亚太“朋友圈”

近些年,美国打着各种旗号在亚太搞出了不少“朋友圈”。从“全面战略同盟”“深化防卫合作”到“推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对华制定的“围堵”方案就没消停过。加上美国与东盟、南太平洋岛国等的一系列协议,其实就是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胁迫地区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但是,美国想要拉拢利用的国家们互相之间想法也并不一致,“朋友圈”也呈现各种混乱。说到底,企图拿一个什么框架来孤立中国,最终孤立的必将是设局者自己。     

冷战后韩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与评估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冷战孤岛”地位反而愈加凸显，这促使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四届政府继续奉行“富国强兵”战略的同时，也对安全、发展、外交、统一四大战略维度进行了调整和“提升”。总体来看，在安全方面，依托韩美同盟，发展自主国防，以应对多重威胁；在发展方面，对内改革，对外合作，力求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在外交方面，试图扮演“平衡者”角色，谋求发挥地区主导作用；在统一方面，通过缓和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希望在民族共荣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从韩美、中韩、韩日、韩朝四组双边关系，对四届政府国家战略的设定与运作进行空间审视和绩效评估后指出：韩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宏伟，而战略资源不足，导致其战略成果有限。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欧美"印太战略"之比较及其互动前景分析

近年来，因全球战略重心的持续东移，欧洲、美国纷纷出台各自的“印太战略”，试图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全局性、战略性投入，塑造符合自身利益及价值观的地区议程，在当前及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占得上风。但欧美在追求什么样的地区战略目标、怎么与战略对手打交道以及如何展开战略部署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乃至分歧。受欧美关系既有裂痕、地区潜在利益分歧以及地区国家的不同认知等因素影响，欧美在“印太地区”的持续互动与协作将受到较大约束，未来前景并不乐观。     

岸田内阁官邸主导决策特征及其实施困境——以“经济安保法”的出台过程为例

为有效应对此前政权遗留的官邸决策弊端并谋求执政长期稳固，岸田内阁在政府决策上一方面延续官邸主导形式，另一方面在官邸决策过程中寻求兼顾与外部决策主体的意见协调。作为内阁“看板政策”推进的重要一环，在“经济安保法”的制定出台过程中，官邸主导的“延续性”及“协调性”特征均得到了明显体现。但在官邸主导的实地推进中，岸田内阁仍受到来自首相个人政治领导力“缺位”的严重制约，进而导致官邸主导实际政策效果整体不佳。加之制度及国内政治因素层面的相互影响，首相亦难以破解其在政治领导上的不力困局。伴随执政基础的长时期弱化，岸田内阁推进官邸主导的整体前景也难言明朗。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的扩张和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地区发展与世界秩序。20世纪末,美国就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会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构成挑战,于是依托与合作伙伴的多边联系,希望把北约引入亚洲,使北约参与到“印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当中,并将“印太”地区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复合型多层级联动系统,帮助美国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就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为自己插手亚洲事务寻找借口。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将俄罗斯视为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将中国认定是“印太”地区最大的安全挑战,并以此为由深度参与欧亚、“印太”事务,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一起进一步加强与“印太”地区的联系,迅速扩大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建设,高度强调意识形态阵营,在中国周边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在“印太”地区相互呼应,促进其在该地区利益,塑造地区秩序,维护地区霸权,层层包围中国,干扰中国对自身主权的维护,制约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为中国周边带来诸多挑战,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合作与发展。     

日本政治与外交研究的新成果--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政治与外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其中李建民博士撰写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下简称《发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日本“普通国家化”这个极为复杂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该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把握了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中日关系众多的问题当中提取和把握影响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关键。在《发展》第五章“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前瞻”里,该书提出了关于新型中日关系的思考,并将建立“不是敌人的中日关系”作为新…     

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因素持续叠加,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亦遭暴露。拜登执政后推动重塑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战略,实施路径包括以产业链回迁重振制造业,推动关键产业“在岸外包”;打造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推动关键行业“近岸”生产;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推动关键领域“友岸化”,构建“去中国化”的国际“友链”。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战略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和阵营化趋势,核心目标是通过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重建美国产业优势以应对国内供应链脆弱性并在战略竞争中“竞赢”中国。重塑全球供应链是长期过程,拜登政府将面临利益博弈、依存冲突和内部分化的牵制。供应链重塑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不仅将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还将促使全球经济碎片化、集团化和安全化,推升“印太地区”竞争性对抗,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快速上升。对此,中国应多方施策以管控风险。     

制度嵌入与“印太经济框架”对东盟数字经济治理的影响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印太经济框架”(IPEF)成为其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数字技术革命引发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美、日、澳、韩等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并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对东盟进行渗透。数字经济治理是IPEF的重要内容，美国希望以此达到抑制“数字丝绸之路”、拓展“印太”市场、主导数字时代经济治理格局和安全格局等目的。文章从制度嵌入的视角理解IPEF在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并从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分析IPEF对东盟数字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影响，阐述IPEF成员加深数字领域的合作可能给东盟数字经济治理带来的变化，由此提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措施建议，以巩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成果，从而打破IPEF对中国的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