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中国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互动发展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就是建构在公共同意基础上的公共管理,以公共权力为制度凭借,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责任担当,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的平衡。而中国的政府行为法治化不足,行政权力缺乏制约,侵权行政、专断行政、非法行政的现象比较严重。虽然新公共管理是否适用于中国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但在实践层面,近些年政府改革以及一系列执政理念的提出,已经具有了新公共管理的趋向。所以,中国公共行政的任务是要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与行政法建设应形成良性互动。     

公共管理的兴起与行政法的发展

行政法的发展总是与行政实践相伴而行的,当今各国都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方式非权力化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两个特征。中国的行政改革理应遵循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公共管理中多元化的行政主体和非权力性的行政方式的新变化。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的背景下必须转变传统行政法观念,即从国家行政观念转变为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观念,必须顺应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顺应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行为、方式非权力化现象日益增多趋势,补充、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内容。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的契合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与行政法治相互结合、同步推进,做到转变政府职能与实现政府职权法定、创新管理方式与规范政府行为、推进改革与拓展个体权利、改革过程与正当法律程序、巩固改革成果与法律创制相结合.完善行政法体系,宜按照确立个体的行政法主体地位、造就有限政府、加强行政内部民主等要求来进行.     

电子化政府:挑战公共人力资源

电子化政府对行政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公共人力资源素质带来新的挑战，强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参与、协作和责任机制。为此，必须努力提高公共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知识存量、应用能力等方面，适应其要求。     

实现从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转变

电子化的政府改革决定公共管理必须电子化,而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整体性治理正好适合电子化的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是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其具有现在信息时代高效和灵活的特点。整体性治理是以创新治理机制为组织的载体,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完善是目前现代化行政的标志,信息化的社会管理需要大量不同类型的信息专业化人才。     

后现代对行政法的冲击

“后现代主义”思想时行政法的价值体系造成破坏，主要表现在新公共管理与行政法存在着冲突，行政法出现了非法律化趋势，行政法的“分化”现象严重，这些都是造成了行政法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反思我国行政法学，需要对行政法功能与定位进行调整，充实行政法总论的内容，同时对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也要转变，行政法有必要与行政学再度结合，更加重视行政实务上的问题.     

电子化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

随着我国电子政务的日益推进与发展,行政机关作出的电子化行政行为也呈日渐增多之势。其发展已超前了相关行政法的发展,因此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尚未对电子化行政行为作出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本文拟对这种新型行政行为在司法审查领域引起的新问题作一探讨。     

区域公共管理视域下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行为选择

区域公共管理地方政府职能除需具有一般行政区的管理职能以外,还需具有区域公共管理即区域政府合作职能。区域公共管理地方政府合作需要在树立合作行政理念、转变传统行政职能、实施合作行政整体性治理以及在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合作监督机制和违约处罚机制等方面寻求对策。     

澳门特区电子政务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特区政府高度重视电子政务的发展,在制度建设、内部行政管理电子化、公共服务电子化、政府与公众沟通电子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然而,受制于政务建设的滞后,澳门特区电子政务没有形成部门间的信息互通,公共服务电子化的发展成效亦不尽理想。未来澳门特区电子政务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跨部门合作机制,优化行政流程,实现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建立整体政府及一体化电子政务。     

数字法治政府视域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新发展

在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过程中,作为与政府治理最为密切的行政法领域受到了来自数字技术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法则,更是在这一冲击中迎来了新发展。传统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冲击下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就有必要结合数字技术对传统行政法基本原则再阐释,同时新型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应运而生,这就有必要对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数字法治政府视域下的新发展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以适应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与完善。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     

略论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

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从事管理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章与制度。目前我国法学界就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撰文甚缺 ,故 ,拟就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的特征、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规范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略作阐释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探寻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观念,是人民法院在坚持内、外部行政行为区分理论的前提下,从行政救济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一种司法选择和有益尝试。作为司法实践的结晶,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还需要探寻法理上的解释和依托,得到理论的指导和确认。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组织内部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经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的通知、执行或其他正当途径为外部相对人获悉,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外化。效力外化的内部行政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并具有成熟性,对外部相对人造成了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规划与行政职能转变

近年来各种行政规划密集颁行．通过行政规划整合行政和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要选择。行政规划的发展与政府行政职能的变迁息息相关,它既顺应了行政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行政职能转变的具体体现。行政规划区别于传统命令式、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它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蓝本,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其发展符合服务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行政规划又兼具行政指导的某些特质．其复合特征典型地反映了职能转变背景下政府行政方式的深刻变化。适应行政职能转变的内在需要。行政规划必须走法治化道路。     

联邦行政程序法与州行政法

美国各州制定行政法时采用了许多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的概念。然而,联邦行政程序法与各州行政程序法的联系是间接的。指导许多州制定其行政程序法的直接依据是统一州法律委员全国会议制定的示范州行政程序法版本。因为这些示范州行政程序法包含着许多贯穿于早期联邦法案的一般性概念．且由于州非常依赖示范州行政程序法来制定州法，     

论行政国下的行政价值目标

在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一主题中,价值主体是行政权的最终归属者——具体个人,价值客体即是行政。本文得出行政价值目标的方法是:对行政国下行政的固有属性和个人的合理需求进行分析,在寻求二者关系一致性的过程中,自然得出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可知,行政的价值目标有三,分别是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效率。特别是在中国行政主导改革的条件下,行政对民主、法治和效率的追求,对于整个国家政治框架下的民主、法治和效率,有着极大的示范和助推作用。     

对行政指定的行政法学批判

在现实的行政实践中,行政指定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政行为,其实质是行政推销。行政指定行为缺乏行政法依据,是一种超越行政职权、违背行政法原则的违法行为。它不仅容易滋生腐败、扰乱市场、危害用户,而且还自损政府形象,最终受害的是政府和人民。     

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问题上,应明确几个范畴:在地位上,行政复议相对独立于行政诉讼;在程序衔接上,以复议选择、司法终局原则为基本原则,以复议前置、复议终局为例外。进一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与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任务。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经常面临如何适用行政规定的问题,然而现有的理论与实践并未给出正确的答案.不同的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具有的地位也不尽相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以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为标准审查行政规定的合法性.人民法院于裁判时可引用行政规定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或者裁判的依据,惟不得仅引用行政规定...     

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影响分析

行政复议分流了部分行政争议,纠正了部分违法行政行为,但行政复议往往由于解决争议的能力有限而使纠纷继续进入诉讼,由于纠错的功能未充分实现而导致监督不到位.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负面影响既有制度设计上的原因,也有来自实践层面的消极因素.要构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和谐关系,行政复议的定位就应以解决纠纷为主要目标,而将监督行政和救济权利作为次要目的；在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就应将原机关作为被告,复议机关作为第三人；行政复议须部分地采纳言辞审理原则,在复议决定对申请人或其他人可能不利的情况下,就应当听证或开庭；还应设置行政复议委员会以作为独立的行政复议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