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兼析大调解与ADR的关系

近年来,为适应解决我国转型期社会纠纷的需要,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大调解机制的建设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大调解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其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的制约。目前,我国大调解机制构建的价值取向和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专门的大调解领导协调机构,理顺管理体制;整合相关机构和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此外,还要正确看待和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统筹构建新时代大调解工作格局 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整体效能

<正>近年来，上海市司法局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牵头27家单位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全面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整体效能。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一、以“三所联动”为圆心，夯实大调解工作基础全面推广深化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机制，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警调联动”提升前端发现能力。     

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机制

大调解机制是对我国传统经验的总结与发展,全国各地都在大调解机制的建设上进行了实践,理论界也从多方面对大调解机制的功能及构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因此,大调解机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大调解机制在构建实践中应当正确处理好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关系,明确大调解机制中的主导者,组建专业化的调解队伍,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大调解机制的功能。     

人民法院参与大调解体系构建的认识和思考

为贯彻落实中央构建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要求,2011年4月,中央政法委等16部委联合印发了《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对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大调解格局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那么,人民法院在大调解体系中究竟承担何种角色,在与非诉调解力量的对接过程中应该     

“大调解”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实际运行状况如何,法院参与构建大调解机制是否存在必要性,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对法院在"大调解"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法院的角色定位为"参与者"可能比较合适,在"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中承担指导服务和保障作用。     

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对策研究——构建“大调解”机制的现实考量

一、大调解的概念大调解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大字也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用语,仅仅具有描述性质。本文认为,大调解更重要的是一种新时代下贯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无论是法院内还是法院外,多方联动,共同解纷的机制,是区别于以往各自为战的独立调解机制,包括制度运行和实际机构设置的统一系统。二、现有三大调解机制的分析     

人民法院在大调解工作中的定位与作用

一、根据职能特点,明确人民法院在大调解工作中的定位。大调解是指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综治委具体负责协调,社会相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共同参与联动,多措并举,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其特点,一是大调解参与部门多。通过整合社会资源,相关部门立足本职,发挥各自优势,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形成合力。二是大调解覆盖范围广,可以说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使矛盾纠     

西藏民族习惯法与大调解机制的适用研究

民族习惯法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在民族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调解机制是我国新型的解决各类纠纷的手段.大调解机制在解决纠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民族习惯法的借鉴是否有必要呢,如果有必要,这种借鉴是否又是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关于民族习惯法在西藏大调解机制中适用的建议.     

“大调解”行动与“大调解”机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观察样本

大调解制度依托调解这种传统纠纷解决模式,以各种社会与政府资源的整合为手段,近几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对当今大调解工作机制的运作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调解机制在减轻法院工作压力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就纠纷当事人而言,较多的人倾向于法院调解,大调解机制的运行效果不够理想。改进的措施在于,充分发挥其他调解作为自发秩序的自治力量,强化其作用。     

“大调解”的运作模式与适用边界

作为当代中国调解新模式的大调解,包括党政驱动、司法能动、多方联动、法院主导和关系协调五大要素,其功能既在于预防和解决纠纷,更在于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社会稳定。然而,基于纠纷解决理论的内在逻辑,由政府主导的、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不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官民纠纷。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缺失中立第三方的问题,并切断官民纠纷之源,大调解才能真正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达成制度倡导者所希望的案结事了、三效合一的实践效果。     

依法治理视域下人民调解发展向度探析

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高发频发多发的态势,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下,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具有的社会治理属性,在依法治国要求下更加重视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拓展职责内涵,强化法治思维,完善制度保障,更好地发挥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作为社会矛盾化解器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大调解实践背景下的立案调解机制研究

立案调解是中国在世纪之初由人民法院发起的一种调解样式,其快速勃兴对于扩大调解适用范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调解的实践背景下,立案调解宜广义理解为在立案阶段由人民法院主导进行的调解。西方国家多门法院系统的实践对于我国立案调解机制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人民法院需要在保持司法品性的前提下对接大调解。立案庭可以被改造为类似多门法院系统的案件甄选和转介机构。构建立案调解机制的重点在于实现三调联动,并正确处理与诉权保障的关系。此外,人民法院还可以通过法定方式提升立案调解结果的效力。     

社会转型、法制化与法院调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法化程度不足,依法审判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破坏了传统的地方自治共同体,经济体制改革又瓦解了单位制,使得依赖于共同体和社会性制裁的民间调解难以恢复历史辉煌。经过几十年法制化的浸染,司法权威获得了社会的基本确认。调解与司法两个元素发生耦合,是法院调解在持续萎靡之后又在新世纪复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司法政策与程序制度之间出现断裂,法院强调调解出现了自我消解的危险趋势。只有继续加强审判制度建设,理清审判与调解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二者各自应有的相位,方是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满足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法治迈进的基本路径。     

医疗纠纷案例鉴定及解决方式转变的研究

目的以某综合性三甲医院2009—2011年全部已结案医疗纠纷病例为研究对象,探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及相关医疗纠纷鉴定的转变。结果2009—2011年3年中,共结案医疗纠纷106例,其中医院自行和解结案26件,占24．5％;第三方调解结案21件,占19．8％;法院判决和调解结案59件,占55．7％。建议医疗机构应充分发挥第三方解决医疗纠纷的能力,重视医疗纠纷鉴定。     

从美国法院附设ADR调解制度探索中国法院调解的改革之路

当今社会,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也促进了各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构建及有效运行。而调解作为现代ADR的主要形式,它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美国法院附设ADR调解的成功应用经验,对我国调解制度特别是法院调解的改革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四级两审制的发生和演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这一改革举措可能意味着我国法院层级或审级变化的新动向.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法院层级和审级变化并非彼此孤立,且都从属于国家政治形态设计.1954年中共中央取消大区分院,促动了法院审级由三审制改为两审制.两审制带来的法院功能和案负变化,导致中级人民法院层级的设立.为了保障四级两审制平滑运作,民事调解制度扩大,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普遍设立.这一法院层级和审级制度的设立,契合了扩大省级地方权力的政治目标.1983年以来“地改市”运动、民事调解制度的萎缩以及撤销部分派出法庭,使得四级两审制的基础发生松动,法院层级和审级方面的新变化由此产生.     

MEDIATION IN THE LOS ANGELES COUNTY SUPERIOR COURT JUVENILE DEPENDENCY COURT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9-month interdisciplinary task force convened to review the mediation process in the juvenile dependency court and to develop guidelines for its operation by the conciliation court, stemming from a grand jury recommendation.     

海南农垦土地权属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海南农垦土地权属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着土地纠纷调处管理机构设置不科学;土地权属纠纷较多,特别是场社纠纷中存在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退场纠纷＂时有发生,农场已经确权登记发证的土地被周边农民占用又引发新的纠纷导致土地确权工作难度较大,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应当完善土地权属纠纷调处机制,有针对性地设置专门的土地纠纷调处机构,统一具体纠纷案件的调处部门,科学划分职责权限,着力解决农垦土地纠纷,在此基础上加强农垦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