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贯穿于整个法哲学的全局问题。本文以一个小的"分手费"案例为切入点,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做出深入剖析,进而说明在我国研究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现实意义。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亘古的法哲学问题,众多的法学思想家对其二者关系中的冲突问题,更是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争论,本文拟从论证法律与道德是有联系的这一问题入手,并适当概括地否定了自然法学派恶非法的这一观点后,就较多的论述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所产生的原因,表现的方面,冲突的意义以及解决冲突的手段和方法等。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也适当地谈了一些法律与道德冲突之下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和对道德的默守等等。     

论西方史上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演变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命题,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一直被讨论。在漫长的西方法学发展史上,形成了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以及社会法学派,其各自对法律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都有各自不同的见解。本文立足法律与道德的基本命题,以西方法制史上三个不同法学派的观点为依据展开研究、进行批判,以明晰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的关系及演变。     

礼法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古代的礼发源于祭祀文化,并发展为一种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于一体的独特文化,其内核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代表着对于兼具神性与人性、精神与情感的终极秩序的追求。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体现为礼为体、法为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礼的观念里,法律与道德具有同一性。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始终是法哲学的核心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中,道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礼的精神展现出巨大的时代意义和秩序潜力。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伦理审视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哲学、法理学所关心的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道德与法律都体现了共同的价值目标,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伦理精神的实现形式和实现机制,是工具化了的社会伦理。法律以道德为基础,道德依靠法律的维护,两者不能相互取代。     

浅谈道德法律化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特别是法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中,道德法律化又是大家争议的焦点。本文通过探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从而引出道德法律化的内涵,接着论述道德法律化的理论根据,实行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谈谈道德法律化的有限性。     

法律权威的可能性——关于国家与法律的规范分析

法律能否主张权威？这既是法哲学思考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政治哲学中的难题。本文通过深入当代西方实践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借助分析与规范的方法,以行动与理由的解释核心,阐释权威概念的哲学内涵。借助法哲学家拉兹给出的权威的服务观念,证明法律能够主张正当权威,但是法律的权威并不是道德性权威,法律的权威性并不能产生服从法律的一般性的道德理由,因此不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本文试图通过以法律权威的探讨为主线,借助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国家与法律的含义做出规范性的解释,来廓清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中的权威难题。     

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再追问和再思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迷。其理论魅力与实践意义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正日益凸显。为此,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予以进一步的思考。     

法主德辅——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抉择（摘要）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永远的主题，尤其在今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凸显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这组法哲学研究中永恒的关系命题，自法律从道德母体逐步剥离之始起，便注定要经历一段相互碰撞、融合的漫长的发展时期。法律是社会制度领域的表率，而道德则归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虽然两者同属于社会领域内的上层建筑，而法律更是源于阶级社会产生的道德衍生，但是不同的范畴归属，却使它们在社会生活的运行中存在着许多难以完全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然而，让人不可忽视的是，在当今的社会存在形态下，法律与道德这对关系有些“暧昧不明”的社会秩序维系者，势必会因为社会传统、经济模式、时代价值等一系列他物因素的共同影响，而长期处于一种相互依持、相互弥补的共存状态。     

合理预见规则适用之研究

鉴于《合同法》第１１３ 条所确立的合理预见规则的适用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法官、仲裁员的自由裁量，本文在探寻该规则追求意旨的基础上，分析了它的适用条件以及适用时应该考虑的要素；并在考察、比较不同国家相关立法、司法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在适用该规则时，对应否预见的判断应采用如下标准：区分通常情况和特殊情况，以通常情况为一般标准，以事先声明为特例，同时尊重既有司法惯例。     

论法治概念的实质要素——评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

法治概念的要素包含普遍守法、良法之治、限制权力和民主理念及民主过程。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法治概念内涵的丧失,违背法治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概念,被奉为法治概念的经典解释,几千年来一直为历代法学家所引用。但亚里士多德只揭示了普遍守法、良法之治这两个法治概念的形式要素,而没有揭示出其背后的限权和民主这两个法治概念的实质要素。     

建设法治政府的模式与政府法治论

当前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模式是以行政为主导的,这已成为法治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议会主导型模式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法治政府论对于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治理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五种价值的阐述直接证成了选择议会主导型模式的理性要素。以政府法治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扭转立法不作为、缓解司法不独立和改善民主监督不充分将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新方向。     

论作为行为规范的告知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兼具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属性。从行为规范的角度看,告知义务的主体仅限于投保人而不包括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履行告知义务的期限止于提交投保单或类似文件,告知范围以保险人明确的询问为限而兜底性问题一般应认定无效,对于未知事项投保人负有一定的调查和告知义务。对告知义务规则的解释应当体现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原则和以实现人权为发展路径的发展理念。     

略论和谐社会的网络法治构建

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态—网络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包括和谐网络社会的构建。需要研究网络社会中的网络侵权、网络犯罪、信息污染、信息侵略及信息鸿沟等非和谐现象,并运用法治手段解决这些非和谐现象,促进和谐社会的整体实现。     

论当代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可逆转性

法学理论上一般将法治的内涵视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占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或内在精神,严格有序的实际状态或社会秩序。实践中要建设成为法治国家,至少需要五个条件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全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文化素质,人民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转型和国家融入世界。当一个国家基本上或大体上具备了上述法治内涵和实现条件时,其成为法治国家的趋势就是不可逆转的。以这些内涵和条件评价近现代中国对法治之路探索的是非曲直和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是当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已经不可逆转。①     

创新型城市与法治

创新型城市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其主导的部分.创新型城市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是创新型国家建设与法治国家建设都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在创新型城市与法治之间,我们必须推进法治发展以引导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地方法规来建设创新型城市,将保护创新成果作为创新型城市的显著标志,以保护创新人才作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根本途径.     

证据失权规则价值负效应的应对——基于性价比理论的思考

证据失权规则的设立是为了满足程序正义和程序效益的价值,但是由于价值诉求的多元化导致此规则在运行中出现了负效应,现有的应对方案均无法有效地应对。基于经济学上的“性价比”理论,通过绝对提升正效应和相对提升正效应的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负效应的影响,最大限度的实现证据失权的价值。     

中国传统秩序观与现代法治的契合

对传统中国法律秩序价值的分析,使我们重新看到了传统观念、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以新的眼光吸纳这些合理因素以适应不断变动、发展的法律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