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外部治理转向分析：从扩大到睦邻

欧盟的外部治理以欧盟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运用欧盟的软实力，通过推广价值观与规范来影响和塑造周边国家，包括扩大与睦邻两种方式。目前欧盟外部治理的重点由扩大政策转向睦邻政策。欧洲睦邻政策的设计得到了欧盟扩大经验的诸多启示，但是睦邻政策没有入盟的终极诱惑，欧盟不能在周边国家推行像对入盟候选国那样积极和消极条件性并存的治理模式，睦邻政策因而不能取得像扩大政策那样显著的效果。     

欧盟研究中的“治理转向”

本文首先追溯了"治理"这一概念在学术讨论以及政治学各分支学科中的起源。在此基础之上,文章通过介绍"欧盟治理"概念的主要特点,指出研究的两大方向:一是致力于把欧盟作为"规制国家"进行研究,二是对"新型治理模式"进行研究。文章还通过研究欧盟治理的安排是否以及怎样对成员国的治理范式造成影响,甚至改变成员国的治理范式,以及反之是否亦然的相关问题,来突出研究欧盟治理的两个核心主题。文章最后对同欧盟治理研究紧密相关的规范性关注提出了思考。     

欧盟邻国政策的韧性转向

近十年来,在美英以及世界银行、欧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韧性概念在西方政策领域迅速扩展。2015年,欧盟邻国政策修订引入了韧性与地方所有权这一重要导向。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明确提出,要增加对东部和南部的制度的韧性,主要涉及民主、经济、气候、能源、环境和移民政策的韧性。在邻国政策实践中,贸易与经济发展、连通性、法治是东部伙伴关系讨论的重要事项,难民问题是欧盟与南地中海国家合作的主要议题。韧性建设主要集中在自由改革议程上,通过外部参与者向地方提供政策模板、资金援助和专业知识来推动。总体上,欧盟邻国政策的韧性转向并未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政策变革,欧盟依然是根据其战略利益的需要,以援助为手段,向邻国推行欧盟和欧洲国家的模式。这种转向体现了欧盟对外战略收缩,即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方式向邻国推行欧盟的政治经济规范,通过将责任转移至地方代理人来消除阻碍自由市场的障碍,从而使外部干预合法化。因此,韧性成为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一部分,外部干预先于地方所有权,旨在实现对邻国的有效治理,而非赋予当地真正的自主权。     

欧盟治理下社会伙伴的角色变化

欧盟/共同体层面的制度建设改变了社会伙伴的偏好、兴趣以及思想,将他们吸引到"欧洲社会共同体"中。社会伙伴在欧盟治理的传统模式——共同体方法下,发展社会对话、参与三方会谈并为立法提供咨询;在《马约》签订后,借助社会伙伴程序,社会伙伴享有了直接参与立法的权利;而在欧盟新型治理模式——开放式协调法下社会伙伴又与公民社会一道在欧盟的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监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对社会伙伴在标准立法程序、社会伙伴程序以及开放式协调法三种决策机制下的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力求从一个侧面反映欧盟治理的特征。     

“开放式协调方法”和欧盟推进全球治理的方式:以援助政策为例

开放式协调方法是欧盟内部采用的一种"新治理模式",主要应用于社会政策等欧盟机构缺乏权能的政策领域,是欧盟在这些领域中加强成员国政策一致性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最基本的假设是:吸纳更多的行为主体进入政策制定过程,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为交流最佳政策实践降低交换成本,并经常性地、制度化地对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和监督。长此以往,各个成员国之间必将自然而然地出现一种实现最佳政策目标的方法,并进而导致各国在相关政策领域中的实践和程序的趋同。欧盟在规划全球治理时也倡导使用开放式协调方法,以实现劝说其他国家接受欧洲经验和欧洲发展模式的目的。但是,由于开放式协调方法的应用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应用并不总能带来欧盟希望的结果。     

欧盟禁毒政策及其制定——一个共同治理跨国毒品问题的政策框架

本文分析了欧盟成员国在禁毒政策领域发展共同政策、战略和行动能力的历史,探讨了欧盟禁毒政策的立法基础、制度机制、业已达到的水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指出欧盟已逐渐发展出一个共同治理跨国毒品问题的政策框架,为成员国通过欧盟途径来治理本国毒品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指导和手段,成为一个在相互依存条件下以一体化方式寻求毒品安全的典型实例。对欧盟禁毒政策及其制定过程的研究,将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毒合作,以及建立自己的国际禁毒行动协调机制,共同推动解决毒品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欧盟参与北极治理的合法性研究

近年来,极地治理成为显学,北极治理的重要性愈发突显,一方面是因为北极冰盖加速融化,北极地区的能源开发、航道开通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是北极地区涉及国际行为体众多,合作与竞争共存。作为域外行为体,欧盟参与北极治理的合法性既需要考虑内部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层面,又需要考虑国际合法性层面。从内部来看,根据欧盟条约与规则规范,欧盟拥有的权能使其能够制定北极政策,参与北极治理。从外部来看,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对欧盟的态度较为分化,但普遍承认欧盟在北极治理中的积极角色。同时,欧盟在气候变化、航道、渔业和能源领域推动北极治理合作的深化也为其参与北极事务奠定了国际合法性。     

欧盟的新冠危机治理——基于政策工具的跨界危机治理逻辑

本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跨界危机属性,通过政策工具视角探究欧盟治理体系如何化解危机。欧盟新冠危机发展成为包含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等的综合性跨界危机。对此,在经历早期的分散化国家治理后,欧盟治理在卫生与紧急事件应对、经济应对、欧盟复苏条件准备三个主要方面实施诸多政策行动。这些政策行动可以被四类政策工具所囊括:信息、权威、财力和组织。欧盟新冠危机治理经历政策工具组合所形成的治理类型的变化,从程度较轻的、简单的多层面工具组合的孤岛式国家治理,发展到复杂的多层面政策组合的欧盟治理,从而展现出内部治理进程上的明显调适与进步。欧盟新冠危机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是其跨界危机属性的政策逻辑需求、欧盟治理体系制约下的制度供给回应、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积极自主行动的合力。综合四类政策工具带来的治理变化可以发现,新冠危机对于欧盟治理的整体影响是全面的渐进深化和局部的范式性改变,而政策工具的分析视角能够较清晰地呈现出欧盟新冠跨界危机治理的样貌和逻辑。     

欧盟的外部治理:欧盟在欧洲内外的民主促进

本文将分析在欧盟扩大以及新的欧洲邻国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简称ENP)的背景下,欧盟如何通过政治条件性(Political Condition-ality)在目标国家促进民主。通过对比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本文认为,"结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是民主条件性得以遵守的主要驱动性力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成员国资格前景以及较低的国内权力成本是有效促进民主的必要前提;同时,民主条件性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目标国家对实施欧盟规则的成本-效益估算,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对于政治条件性的合法性、确定性以及公信力的认识。     

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欧盟贸易政策的张力及其表现

"规范"和"市场"的讨论是贯穿欧洲一体化发展历史的热点议题。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欧盟贸易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内部张力。这种张力在特定阶段被欧盟与成员国、欧盟与多边体系的权力博弈等新出现的主要矛盾所掩盖。在后危机时代和《里斯本条约》框架下,欧盟的贸易决策能力大大提高,通过自由贸易区(FTAs)谈判实现对WTO的制度性替代,其贸易领域的主要矛盾逐步得到解决,原本被边缘化的"规范-市场"张力再次凸显出来。2015年欧盟贸易新战略强调"价值观导向",标志着欧盟贸易政策的"规范"属性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欧洲经济危机逐渐平息、政治社会危机越来越深的背景下,欧盟虽仍强调其贸易政策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市场的新变化,但具体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需求,显示出更大的"规范-市场"张力。当前,欧盟对"规范-市场"张力持乐观态度。未来,其张力将持续存在并进一步强化,使欧盟对外贸易战略不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增长,同时致力于规范性权力的扩展。鉴于规范性议题将成为欧盟与其他国家自贸区谈判中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应同时聚焦中欧贸易谈判中的规范性议题和经济性议题,管控贸易摩擦,加快投资协定谈判,推进中欧国际贸易合作。     

论欧盟区域政策与成员国区域政策的协调

在欧盟内部的多级治理体系中，并存着两个层次的区域政策：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虽然它们干预的范围和对象不同，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从共同体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协调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进而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是欧盟的重要任务。然而由于欧盟和成员国在区域政策权限方面一直没有明确的划分，导致二者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欧盟区域政策和措施常常受到来自部分成员国的阻力，这是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协调的核心与特殊困难。欧盟协调共同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的途径主要是要求成员国提交详细的地区发展规划和采取措施控制成员国的国家区域援助。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协调效应的发挥还需要欧盟和成员国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欧洲一体化研究欧洲一体化中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以欧盟司法与内务领域的超国家政署化为例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欧盟在主要机构之外建立了近40个欧盟行政公署,这一政治现象被称为"欧盟政署化"。欧盟公署的建立旨在于联盟层面完成特定任务,包括监督成员国在某一领域履行条约义务,促进成员国之间信息交换,对欧盟立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等。在司法与内务领域,欧盟建立了边境署、欧盟警署和欧盟庇护局等九个欧盟公署,这些欧盟公署在情报收集、风险分析、提高成员国行政执法能力和促进跨层级行政合作等领域承担了重要任务。在应对难民危机中,欧盟公署与其他联盟机构和成员国行政机构的合作表明,欧盟公署已经成为欧盟综合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既是成员国在司法、边界管理、移民和难民等领域长期合作的产物,也是下一阶段欧盟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和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助力。随着欧盟公署行政职权和自由裁量权的逐渐扩大,欧盟得以加强对成员国的监督能力,提升联盟整体的行政司法合作水平。     

欧盟扩大中的“歧视性差异化”——以东扩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渡性限制为例

欧盟的扩大进程产生了"歧视性差异化"现象,即在特定政策领域进行过渡性安排,对新成员国应享受的权利施加一定的限制。在东扩中,欧盟内部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围绕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分歧不断。为了顺利完成扩大,欧盟对新成员国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设定了过渡性限制,形成"歧视性差异化"。扩大进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冲突是歧视性差异化产生的根源。在欧盟的具体政策领域,扩大对成员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引发利益分配冲突,导致成员国成为相对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为此,欧盟借助过渡性安排来限制新成员国的特定权利,以对扩大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国进行补偿。过渡性限制是解决扩大中分歧的工具之一,但对欧盟也具有负面影响,不仅导致"歧视性成员国身份"的出现,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差异性一体化"特征。     

欧盟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

欧洲文化政策有两个层面:一是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二是泛欧洲的文化政策。在欧洲层面,主导文化政策的政治实体主要是欧洲联盟和欧洲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国际机构也对欧洲文化政策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欧盟文化政策,着重考察欧盟作为欧洲范围的行动者,如何通过其显形和隐形的文化政策,塑造新的文化治理体系、推进欧洲公民社会各种力量的新型合作关系。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公平与效率

欧洲一体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因为正确处理了一体化进程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其经验可以概括为:从公平着眼实现效率目标。欧洲一体化从关税同盟起步、经统一大市场直至经货联盟,经济效率得到了较快提升。但效率提升的同时也造成了更大程度的不公平。为此,欧盟主要从三项共同政策着手来加强公平目标、保证经济效率,即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地区政策和社会政策。在共同农业政策领域,欧盟注重强弱势产业之间以及农业内部的公平与效率平衡;在共同地区政策领域,通过欧盟与成员国两个层面,解决市场一体化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在社会政策领域,通过促进就业等措施强调社会融入和人文关怀,谨慎地调整成员国过分强调结果公平对经济效率的抑制机制。这些反市场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市场一体化给社会公平目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欧洲一体化能够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经济效率的提升为实现公平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公平目标为经济效率的实现提供了机制化保证。不过,经历新一轮的扩大之后,成员国之间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挤压了欧盟原有政策的实施空间,妥善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将成为欧盟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欧盟委员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反思

随着欧盟治理的民主合法性危机的突显,欧盟委员会积极地把公民社会组织纳入欧盟政治过程中。本文通过对欧盟委员会有关公民社会的文件的系统分析,指出欧盟委员会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发生了变迁,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从只关注咨询利益集团,转而突出广义的公民社会组织乃至"相关各方"的纳入;另一方面,从只关注公民社会组织的提供信息和专家知识的作用,也就是说对输出合法性的贡献,转而突出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对消除欧盟"民主赤字"、促进欧盟治理的输入合法性的作用。最后,文章对欧盟委员会纳入战略中存在的问题,诸如促进参与民主的真实性、公民社会组织概念的泛化与空洞化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性等,进行了批评性评价。     

“开放天空”:欧盟航空运输管理体制的自由化

欧盟条约中的"共同运输政策"缺乏对航空运输的实质性规定,因此,航空运输主要受欧盟条约中竞争政策等一般规则的约束。欧盟通过的三个一揽子自由化方案将建立起区域内部航空运输管理体制,它们逐步取代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协定,在成员国之间开放领空。欧盟与成员国在对外航空运输管理体制方面产生了权能争议,而欧洲法院"开放天空案"的判决承认了共同体的专属性权能。欧盟委员会被授权与第三国谈判"水平协定",以此来保证对外航空运输协定与欧盟法律的一致性。欧美"开放天空协定"①在航空运输的市场准入和航空公司的投资等方面实现了自由化,欧盟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放天空协定"模式。     

欧盟参与南极海洋环境治理的路径及趋势

欧盟是南极海洋环境治理机制参与主体之一。《南极条约》体系因其具有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以海洋环境治理为核心的南极地缘政治的兴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及相关海洋保护区提案均可视为南极地缘政治的产物。欧盟依据相关条约参与区域海洋环境治理,也受到其行为体特征和力量性质的限制,并承受来自不同条约体系的结构性张力。2018年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欧盟与成员国的权能争议,推动欧盟进一步协调内部立场,但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围绕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仍存在博弈的空间。统一欧盟内部立场,不断拉近不同海洋治理机制之间的差距,通过国际合作把握各方参与南极海洋环境治理的通约性,将是欧盟深度介入南极地缘政治格局、维护其利益诉求的主流路径。     

利益、规范与认同——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扩大政策趋势转变及原因分析

自克罗地亚于2013年加入欧盟以来,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的东扩进程发展缓慢,其对西巴尔干扩大政策的效率和可信性也呈现下降势头。在此背景下,欧盟对该政策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主要表现为加强与西巴尔干地区接触、提高对西巴尔干国家改革的要求以及更为强调欧盟自身责任的转变。欧盟西巴尔干扩大政策是欧盟理性选择、规范追求和身份认同三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利益、规范和认同的交织作用,不仅增加了欧盟扩大政策的复杂性,同时也使得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扩大进程的未来发展方向更加不确定。为了提高西巴尔干扩大政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欧盟需要增强不同政策目标、不同行为体偏好和欧盟自身承诺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考虑到欧盟对西巴尔干扩大政策面临的困境,欧盟的扩大进程仍面临重重阻碍。     

试论欧盟多重治理结构中的民主机制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实行了一套以制度建设为主多重治理结构。与成员国较为单一的民主制度不同,欧盟的民主合法性充分体现在欧洲治理的各层面和各维度上,是西方各种民主机制的杂糅和混合,形成与成员国不同、与一般国际组织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民主机制,这些民主机制是欧盟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本文主要分析了在欧盟的多重治理结构中民主机制、民主赤字以及未来欧盟民主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