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路向

2003年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推动了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而作为一种负载着多种社会功能的法律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变革中的社会实际需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着立法层次较低、法律关系不清晰、适用范围模糊等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法律援助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依据我国国情进行科学的立法选择。     

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

随着《法律援助条例》自2003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困扰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法律援助资金短缺这一难题。如何在积极争取政府财政拨款支持之外,筹集法律援助资金,以缓解法律援助资金短缺的矛盾,仍然是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将要面对和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的主要任务之一。 一、当前我国筹集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渠道 自1996年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开始建立以来,法律援助经费严重匮乏,一直是制约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这种情况,《法律援助条例》已经突破了在立法中不涉及经费的一般做法,在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     

我国新农村建设中法律援助制度探析

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法律公正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同时,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意义重大,我们应超越个人利益、阶层利益的局限,站在时代、历史、发展、民族振兴的高度来看待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律援助制度。     

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统计分析

截至2004年2月中旬,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已经全部收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报表。现将2003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援助基本情况统计分析 2003年是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7月,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专门法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下称《条例》)顺利出台。随后,司法部召开了“学习贯彻《条例》座谈会”和第三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下发了《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条例》的高潮,特别是由司法部等六家中央单位发起的“法律援助在中国——大型公益活动”的开展,大大增强了法律援助事业的社会影响,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统计显示,2003年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在机构和队伍建设、经费保障、办案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     

论民国时期的法律援助制度

民国时期已有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制度。北京政府采用的“指定辩护”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以公设辩护人制、平民法律扶助、民刑诉讼程序询问处为内容的法律扶助制度 ,是民国时期两个阶段的法律援助制度。律师是民国时期开展法律援助的主体。法律援助制度是民国时期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近现代司法制度向文明、民主发展的突出表现。     

天津市法律援助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或法律服务制度，是世界上150多个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对于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减、免收费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这一制度已成为各国维护弱势群体合法利益的重要措施，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1994年，我国开始建立法律援助试点。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我市与全国各省市一样，法律援助工作基本完成了初创阶段的各项任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我市法律援助工作相对滞后，     

我国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法治体系来说可以被认为是很难缺少的,由于法律的运用需要一定的条件而不能够完全适用到所有的领域之内,因而这样的现实就同法律普遍性的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为了进行有效的弥补一部分本身没有法律知识和帮助条件的情况下能够使用,因而法律援助就出现了.应当说现阶段也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迅猛发展的的时代,法律援助已经运用到大部分的法律实践中来,帮助更多的法律资源缺乏者正确合理的运用法律资源.但是也需要承认,由于我国各地的法律水平发展不够平衡,再加上法律援助制度刚刚起步的原因,可以说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也是有一些需要进行改善的地方.     

浅谈我国法律援助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互动——基于温州大学的实证分析

法律援助制度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财力、人力不足的问题,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出现,可以弥补和解决此问题。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又能推动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促进法学教育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温州大学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实践,分析我国法律援助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互动。     

参与社会化 服务多元化 发展秩序化——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有关问题的思考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产生于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确立、市场经济有较大发展的九十年代初期。十余年来,政府法律援助体系构建初步完成(建立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有一支专职队伍,经费保障机制基本建立,颁布实施了《法律援助条例》,法律援助理论研究逐步发展),法律援助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与政府法律援助相伴而生、相随而长还有一支正在成长的力量,这就是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之所以出现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事业,是因为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法律援助社会需求与政府有效供给之间的矛盾突出,政府法律援助力量无力提供社会所需的法律援…     

论法律援助法律关系及各方责任

法律援助在我国发展的时问还不长，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有待探讨。其中，法律援助法律关系及法律援助各主体所承担的责任问题对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