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决策需要样本支持

中国正经历着复兴与崛起,这条追求光荣和梦想的道路却并不平坦。从"文革"的宏观政治决策失误,到改革开放以来某些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从     

西方学者眼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独特的发展路径及其对国家发展目标的有效实现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兴趣。就理论视角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解读从发展视角转向了治理视角。就观察对象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开放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多元化的社会阶层成为了西方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就发展前景而言,在普遍抱有的"民主化"预期之上,更多西方学者开始预测中国政治将稳步保持现状。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在预期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中深化和拓展着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发展的认识。他们还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在现实的方案选择和理论的完善发展方面对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下对预防腐败犯罪之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把人类社会分为两个市场,即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中个人的理性同样也适用于政治市场,因此,代表政府行使公职的人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常就会进行权力设租、寻租,所以有必要一方面在某些公共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另一方面加大惩处力度,增加腐败犯罪成本。     

浅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同其它的能源及物资同样已然成了人们工作、学习以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资源。作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事务的管理者,政府本身就拥有并控制着大部分的信息资源,应该说,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政府信息化公开的程度如何。政府信息的公开不但能够很好的使得腐败现象得以预防和治理,还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完善,依法行政进一步发展,更能够促进公众政治事务参与程度的扩展,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稳步、健康、和谐、持续发展。本文就我国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展开探讨。     

政治参与视野中的民族地区政治资源问题研究

民族地区政治资源是维护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的政治手段和政治财富。政治参与是民族地区的重要政治资源。政治参与膨胀或冷漠所形成的并发症是民族地区政治资源流失的突出表现,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文化落后、民族意识狭隘、参与制度不完善等是政治参与并发症与政治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加强政治参与的治理,主要包括以顾客为导向,及时转变政府职能;以参与为理念,引入政府竞争机制;以有序为前提,优化政治参与制度;以创新为动力,提升政治参与水平;以发展为要务,夯实政治参与基础等路径选择,最终能高效开发和合理利用民族地区政治资源,从而推进民族地区民主政治发展,全面建设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政治调适背景下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再诠释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调适性变革,这集中体现为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从范式上来看,当前的政治调适是国家与社会合力的结果,是一种"社会有需求,国家有回应"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框架;从过程上来看,当前政治调适所蕴含的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表现为:以社会公正为主的社会需求、以社会抗争为主的政治互动、以服务型政府为主的国家供给、以非选举问责为主的政治发展;从效果上来看,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兼具"有效性"与"有限性",需要通过持续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来完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模式。     

荟萃全球重要思想家洞察正在发生的未来

正"全球思想家"为《南风窗》优秀专栏,作者汇集全球造诣深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专栏文章涉及人类共同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问题,为读者提供一种思考全世界的全新角度与路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社会选择理论的深度和重要性是巨大的。形成深刻挑战的阿     

拉美国家对治理模式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二战以来,拉美国家为实现稳定发展,对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以民主化为切入点,不断深化政治改革;经济上,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区间;在社会领域,着力创新社会管理,加大社会投入,解决社会不公。研究拉美国家相关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及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目标,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是政治治理的立足点。     

缅甸灾后的权力想象

在政权安全与赈济灾民之间,缅甸军政府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显然,灾情也无法避开复杂的国际政治角力,无法改变缅甸将军们对国家权力的掌握。"我们已在经济、社会及其他领域取得成功,并且恢复了和平与稳定。因此,多党且民主的选举将在2010年举行。"2008年2月9日,缅甸军政府意外发表声明:"根据军方的     

当前我国中产阶层政治认同与文化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产阶层迅速崛起,在社会协调、稳定与发展中的影响日益增强。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中产阶层虽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地位,却普遍存在政治冷漠、"集体出逃"等现象,并由此产生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危机。其中,文化认同是影响中产阶层政治认同的关键变量,因而应通过对我国中产阶层价值观、政治身份文化、政治参与文化和政治社团文化的重建,实现其政治认同意识的重塑。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获通过.中国的南南合作将在2030年议程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新议程的实施也会对中国的南南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主要基于政治考虑,改革开放后更多追求经济互利互惠,进入21世纪后则与"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其次, 2030年议程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带来了机遇.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南南合作的作用得到2030年议程正式认可;基础设施被列为新议程17个大目标之一,这将为中国产能走出去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超越援助"的讨论使中国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方式得到更大认可.最后,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主要是政府间合作,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要求中国更多重视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为了使南南合作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的界定、统计与评估方面加强合作.     

"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中东经济发展问题:困境与应对

"阿拉伯之春"爆发10年来,中东国家进入艰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特别是经济持续低迷,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率不断上升.与10年前相比,中东经济陷入发展困境,其主要原因包括中东国家粮食对外依赖度高、经济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低、创新创业艰难以及地区政治不稳定等.中东各国政府虽采取多种举措应对困境,但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     

苏联环保公众参与的回顾与反思——苏东剧变时期的一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苏联政府环境治理的失败,成为20世纪80年代公众大规模参与环保的直接诱因。随着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加速,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绿色"新思维对公开性、民主化的倡导,原本单纯的环保公众参与渗透进越来越多的追求民主变革的复杂政治诉求。持不同政见者借助政治敏感性较低的环境议题持续向政府施压,环保公众参与日渐带有强烈的泛政治化倾向。环保公众参与影响和"掩盖"下的民主民族运动,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和国家解体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智库未来发展应形成干部培训和智库研究联动的新格局

<正>现在中国发展越来越需要智库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就是强调要发挥智库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主要靠精英决策。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政府又成为行动型政府。现在政府应该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墨西哥暴力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根源

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浪潮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反而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其中,墨西哥的毒品泛滥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尤其值得关注。在经济增长"奇迹"结束之后,墨西哥政府面对日趋严峻的危机选择了市场化与民主化的改革思路。在"社会自由主义"纲领的指导下,土地私有化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因为缺乏摆脱贫困的途径而被迫种植毒品,再加之自由贸易导致货物跨国流通加速,以致20世纪90年代后墨西哥毒品愈加泛滥。同时,伴随着竞争性选举的推行尤其是革命制度党的垮台,贩毒集团与政府间长期存在的恩庇网络被打破,这些贩毒集团转而选择以暗杀等暴力方式维护既有利益。与此同时,民主化在降低政府效率的同时却增加了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压力,为了谋求连任,墨西哥各级政府不得不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打响禁毒战争。以上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墨西哥的暴力政治不断升级并使整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墨西哥在"好制度""好政策"指引下所犯的颠覆性错误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警示。     

智利"民主联盟"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做法

1990年“民主联盟”执政后,智利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政府面临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难题。“民主联盟”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应对社会矛盾,如积极推动全国和解;适时调整社会政策;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保证政府政策的可持续性;实施持续的扶贫政策,积极拓展就业途径,推进社会和谐;推进廉洁和有效政府的建设;妥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由于“民主联盟”积极并合理应对了各种社会矛盾,智利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政治和社会相对稳定,成为拉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样板。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颜色革命”

政治变革分为叛乱、政变和革命,"颜色革命"属于革命政变。有各种因素推动和阻碍了这些运动取得成功:"递减性的相对贫困"使公众易于造反;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具有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是成功的条件。反对派精英上台后既不进行革命也没有促进民主发展。民主促进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专制政权学会了抵制它,从而削弱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团体的发展。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国外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借鉴与反思

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是现代政党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发展，民间组织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中体现出日益重要的功能优势，引起党与政府对民间组织相关工作的高度重视。当今，如何创建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有益环境，推进党群关系和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