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及其公共治理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是草根力量以维护其利益为目的,运用网络技术组织的抗争性集体行动。草根政治运动在网络空间兴起是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分化的结果,也是网络时代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网络政治动员、网络舆论批评监督、网络政治参与,它有利于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优化,也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发展,同时也可能给政治秩序稳定带来极大的难题。因此,对网络空间草根政治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原则,引导与规制并举,现实政治与虚拟空间治理并重,使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建设性力量而非颠覆性力量。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网络动员中的互动行为研究

网络动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相对于传统的社会动员而言,其最大的优势来源于充分利用了网络空间的种种特性,以虚拟社群组织为主体,通过互动讨论,弥补了组织及动员行为本身资源的不足,从而获得巨大的力量影响现实社会。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视角,以虚拟社群组织为观测场域,具体分析了网络动员中互动讨论的类型及其在加速信息传播、加强社会认同、构建社会关系等方面动员行为产生的影响,认为互动讨论是虚拟社群组织资源动员的行为基础。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创新——基于政治安全的视角

网络舆情是近年来政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主要是指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总和。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与网络舆情治理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期对于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对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有着战略性的意义,即对网络舆情导向能力和信息技术控制力的提升将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良好的网络舆情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有利于促进政治制度创新,维护政治制度安全;透过网络舆情有效解读民意有利于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党地位;规范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变迁,为了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向度和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以此促进网络舆情治理与政治安全的良性互动,进而有效推进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建设。     

互联网对国家的冲击与国家的回应

互联网的发展无疑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 ,但它也对国家观念及体制 ,特别是国家主权观念及其必然衍生出的基本国家职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主要表现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国家的司法能力、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国家的安全能力遭到削弱和挑战。为了回应这种挑战 ,一方面 ,国家应尽量减少政府行为 ,将非政府力量视为互联网发展建设的主体 ,尊重个人权利 ,营造开放的信息流动空间。另一方面 ,国家应发挥领导作用 ,在立法及文化建构等多个层面 ,加强对互联网的规范和引导。此外 ,国家还应树立网络空间的信息主权意识 ,同时应创新政治制衡体系 ,防止自身凭借网络环境下特殊的权力优势 ,施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论网络空间草根民主与权力监督和政策制定的互逆作用及其治理

在当今网络传播环境下,媒介权力的作用方向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由以往的政治统治集团及其机构垄断的"权威主导"逐渐向普通民众参与传播的"草根主导"方向逆转。这一变化表明:网络空间草根民主和草根民主化趋势正在形成并不断发展。这对现代政治体系运行,尤其是对权力监督和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手段和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网络空间中,草根民众的网络造势与政府回应具有互逆作用,即:网络民众通过网络言论造势而给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并迫使政府做出及时回应和处置。因此,必须正确认识网络草根民主及其发展趋势,正确对待网络空间传播的政治信息与政治言论,尊重草根民众公共话语权,以平等对话理念为指导、以制度建设和网络立法为手段、以培育网络草根民众的理性精神和自治能力为主要内容治理网络空间草根民主无序发展的乱象。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建构困境与提升路径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在网络这一新的空间场域中，网民个人以及网络虚拟群体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网络空间的形成有力拓展了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维度，其特定的话语传播方式为价值认同生成提供了重要支撑，网络空间政治情感传递加速了政治认同的生成，多渠道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政治认同的建构路径。然而，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建构也面临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动摇政治认同根基、浅表性思维方式弱化网民理性政治认知、认同主体的圈层化加剧政治认同的分化、网络空间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影响政治认同的效果等多重困境。鉴于此，应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地位，提升网民的政治认知与道德素养，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政治文化，完善网络空间法规与制度建设，从而凝聚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持续增强民众的向心力。     

信息化时代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空间的兴起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提供了重要动力,网络治理是顺应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应通过建设一个"强政府"和一个"强社会",做到"强强联合",共同合作、共同治理、共同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     

网络参与道德风险与治理策略

网络参与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行使民主权利的新渠道,是政府展现执政形象的新舞台。但作为虚拟技术支撑下的参与方式,网络参与同时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潜存着道德自觉弱化、理性表达缺失、道德底线崩塌的可能。网络参与中的道德失范,对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的秩序、公众的合法权益、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形成了威胁,增大了执政风险。作为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政府理应加强对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反思,基于建构理性的网络参与法制、机制和文化等思索,探寻实现网络参与"道德化"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治理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基于场所、产品、媒介的网络空间三维度的展开

互联网治理法治化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网络空间的场所维度要求维护网络主权,加强国际合作,平衡网络自治与网络规制。网络空间的产品维度要求国家协调网络安全与技术革新、网络自由,网络平台保持中立地位,网络用户不得滥用信息技术。网络空间的媒介维度要求缓解网络秩序稳定与网络言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建构新时代中国网络空间秩序观的原则途径与目标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发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和《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标志着中国在成长为互联网大国的同时,其网络空间秩序观也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网络空间秩序观更加清晰,强调坚持网络主权是网络空间秩序建构的基础;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是网络空间秩序建构的原则;多边、民主、透明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是网络空间秩序建构的途径;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网络空间秩序的最终目标。中国建构中的网络空间秩序观,既是其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体现,也是中国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形成和变革所做出的贡献,是中国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的重要一步。     

论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制度供给

在当代技术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该理性选择由现代性与技术二者相互建构而形成的现代性制度供给的路径。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路径的理论前提下,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逻辑在于遵循由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公共性与虚拟现实性共融共生的合规律性,而其所发挥的功能体现在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利益分配以及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为此,应该科学定位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实践:就其过程而言,应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意愿和能力,并努力克服制度供给的滞后性和偏差性;就其供给质量而言,应努力将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人们的内心服从和行动自觉;就其实际操作而言,应力求协调并平衡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自发性制度供给、特定制度供给和散布性制度供给以及正式制度供给与非正式制度供给之间的关系,确保各类型的制度供给能够相宜相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增强制度的效能与效用。     

论大数据技术对网络政治空间的优化治理——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

网络空间内的政治生态随着技术发展出现了新样态、新问题。网络政治空间内的非正义问题正是其中之一,需要在现实空间正义治理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符合时代和民众需求的治理思路和路径转型。大数据能够广泛地获取并整合网络空间内的信息和数据,在优化治理网络政治空间、推动网络政治空间正义方面具有独特优越性。大数据的技术治理具有成为“数字利维坦”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被资本、权力、社会滥用。利用大数据治理网络空间必须充分吸纳公平正义价值并受公平正义规范,才能有效防止大数据治理陷入误区。     

虚拟主体存在的多维审视

新时代互联网世界不断升级,网络空间随之不断走向无限领域,其包含内容愈加丰富.主体缺场或不在场的次数和机会逐渐增加,呈现为虚拟性.虚拟主体的存在不同于现实主体的逻辑性,而呈现出精神性、空间性、契约性、可能性、世界性、自由性的超越现实的虚拟性.深入理解虚拟主体的多维存在不能脱离现实基础,它同样具有创造性和正义性,亦即经历一个选择做什么样人的过程,是网络治理实现的目标.     

秩序重构与合作共治:中国网络空间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新世纪以来,网络空间迅速向政治领域的扩展,在为公民提供网上参政渠道的同时,由于制度构建滞后等因素导致了网络空间失序、非传统安全生长的问题。而政府在单边维稳思维的指导下,在网络空间的治理中往往表现出非常态的权力介入和渗透。于是,在实现秩序刚性稳定的同时,却抑制了社会活力和公共领域的发展。因此,在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当调整网络治理战略和目标,推进制度创新和秩序重构,由单边治理转向合作共治,充分拓展网络空间治理的效益,扩大公民有序网络参与,才能有效利用网络空间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安定和谐。     

推进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政治发展应处理好三个关系

全球化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最深厚的时代背景之一。应对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应妥善处理好维护国家主权与自主限制国家治权的关系、增进党的权威与依法治党的关系、融入民主化潮流与坚持本国特色的关系 ,以走出一条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     

论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北大核心

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水平,提升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是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必然要求。通过对领导干部网络法治能力存在的网络法治知识不足、网络法治素质欠缺、网络法治能力运用较弱等问题分析,提出构建包含知识、素质、能力三个方面的领导干部网络法治能力模型,遵循规律,采用加强理论培训和实践教育,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选拔任用和奖惩标准体系等方式来提升领导干部网络空间法治能力。     

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性”作用

作为科技革命的产物,互联网的技术工具身份使它和任何一项技术发明一样,具有工具的中性特征,无论是谁都可以使用且不会对不同的使用者产生不同的作用。但是互联网一旦被国家行为体使用,它就不仅仅是技术工具,也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工具,即追求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的工具,也就具有了"非中性"作用。这种"非中性"作用既可以是现有霸权国家通过信息技术领先和网络空间战略先行提升自身的国家实力,从而维持既有的权力地位;也可以作为其对外行为的重要手段,对他国进行政治渗透,最终实现政治重塑的战略意图;还可以是新兴国家凭借信息技术的突破和技术人才优势,逐步实现权力的转移。本文旨在通过梳理与阐释国家行为体对互联网的实际利用,揭示互联网在进入国际政治现实后所具有的"非中性"作用,说明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没有所谓的互联网自由,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高无上。     

基层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转型

基层社会自治是社会成员通过社群的集合体共同行使自治权,即,"自己统治自己"的社会治理形式。社会治理现代转型的目标是要建构科层(政府)治理、市场(公司)治理与社群(社会)治理三种比较稳定的治理模式。在一个分权与结构分化的政治社会体制下,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和谐运行的社会治理功能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有赖于社会自治的实现与高度发展。基层社会自治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是:第一,基层政府权威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第二,市场治理模式的主体和体系的重构;第三,把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还给社会,不断促进社会自治能力的发展与提高。所以,基层社会自治对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具有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重要意义。     

大数据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大数据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复杂局面。意识形态治理既包括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治理,进而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防止主流意识形态的失真与虚置,也包括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治理,让非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在法治的限度之内,防止非主流意识形态极端化和相互妖魔化。意识形态治理应充分利用好大数据,提高意识形态治理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排除对意识形态治理的盲目性和主观性。防止意识形态治理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双重风险,使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引导力、震慑力和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