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社会养廉,是通过自发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建构"合法性"廉洁信仰的世俗化行为模式。基于东方社会母体和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华民族营造了民间治理腐败的"小传统"及其本土方法论。当前,实现社会养廉传统机制的现代转型,乃是摆脱制度反腐困境、共建"国家—社会"双本位治理格局的应然选择。作为新的转型策略,"制度化"强调超越以往的社会参与腐败治理策略,紧紧围绕社会养廉的"三驾马车"(制度环境、动力保障和协同体系),对其非制度性因子实施制度化的处理:立足于"中国政治",确保机制转型的制度空间和供给总量;健全政府驱动型动力机制,调适社会养廉自在自为的运行状态;完善政治文化系统,建立"理一分殊"型社会协同机制,走出现代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刍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基于系统整体观的分析

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复杂系统,是由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所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优化的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之间的行为边界。在系统整体论的分析视阈下,政府治理系统、市场治理系统和公民社会治理系统构成国家治理体系这个整体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分别是三个子系统的理想模式,三个子系统本身的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优化这一目标的可行路径。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现代民政创新路径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民政工作是党和国家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履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主要体现,特别是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要加快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民政制度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城市管理模式创新与基层秩序重建——基于郑州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

网格化管理是适应城市转型发展的一种技术创新,通过整合基层治理资源,增强基层的治理能力,以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但网格化管理受到传统管理惯习的制约,难以完全达成预期目标。因此,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创新发展思路,以政府执行责任和意识塑造为核心,实现城市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构建一个基层服务、管理和自治有效衔接、多元联动的新型治理模式,从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水平和质量。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现代民政创新路径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民政工作是党和国家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履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主要体现,特别是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黑加快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民政制度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社会治理重构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建构起了以"民主""法治"以及由现代政府所承载的"公共行政"等为内容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社会处在进化过程中,不会停留在某种状态而不发生变化。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型运动,意味着整个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构。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重构的问题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治理应当承担的任务和开展行动的条件都完全不同了,因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以及所要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将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全不同,即建构以合作行动为特征的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与重要途径。在基层政府领导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纽带,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建构"多元协作式"的社会管理格局,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总结了基层治理的总体构想,探究了治理方式的有效路径,希望对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提高有所帮助。     

社会建构型福利体系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

新中国福利体系经历了政治建构向社会建构的模式变迁,社会建构型福利体系超越前有的政治建构和克服改革开放初的经济建构产生的弊端,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和个人的福利资源来兴办福利事业,核心是实现福利供应的多元化。社会建构型福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必须依赖公民社会的公平保障平台和能动社会的效率保障平台,才能充分彰显社会建构福利与福利建构社会的双向运行逻辑。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三大主体协调用力中,社会建构型福利体系将催生制度完备、机制顺畅、权责平衡的新型福利文化,并为体系运行提供充足的动力。     

城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体制转型——基于中西部城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制度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基层治理体系重建问题。从农民转型为市民,从农业转型为工商业,从农业文明转型为城市文明,涉及到制度建设与社会建设,包括破解城乡二元分治体系以及消除由二元分治体系所造成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城乡差异。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治理体系要从传统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向现代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转型,包括建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最终实现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公平与分配正义。这样,城镇化建设才能够与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确立一种结构性的相互促进关系。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

乡村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基层民主的手段和途径。随着城乡发展改革日益深化,面对繁杂的乡村事务,乡村自治日益面临"弱治理"的困境。村民自治活动在维护乡村秩序、管理乡村事务以及乡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成效并不明显,"三农"问题的长期困扰更是使乡村自治遭受质疑。突破乡村自治的发展困境,才能为建设新农村发挥积极效能,开创良好局面。一是重点加强村民政治教育、培育自治主体;二是保障乡村自治良性运行的环境条件;三是继续完善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使乡村自治实践不断制度化并形成理论经验,从而为发展基层民主打牢根基,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铺平道路。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乡村振兴中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传统制度性资源:价值、困境与转型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离不开少数民族乡村治理问题的解决。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民族地区形成了丰富的乡村治理制度性资源。这些传统制度是民族的独特文化标识,有效地弥补了现代治理制度的不足,促进了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独特价值。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它也面临着来自现代价值体系、现代基层权威、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需要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和治理体系的要求,进行现代化转型。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制度性资源的现代化,需要处理好正式化建构与非正式化传承、核心功能保持与功能扩展、传统制度与现代正式制度安排、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传承手段等四个关系。     

政治韧性、结构优化与能力提升：党加强基层政治建设引领基层治理的发展逻辑

基层政治建设是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建构基层民主政治体系并维持稳定政治秩序的系统行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加强基层政治建设就是要增强党的领导政治韧性，明确党建构基层治理秩序的政治责任，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提高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政治优势，夯实基层治理的政治根基；优化基层党政结构，实现党政行为联动、价值同构与责任共担，创新基层治理党政统合机制、基层群众参与机制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高基层政治能力，引领提升社会再组织化程度，增强基层群众治理主体性，实现基层治理的实质性治理参与，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治理的省察与进路——兼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之构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质依然导致了各种治理缺陷和问题的出现,这对政府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治理现状的省察,转型时期的政府治理必须在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理念和服务精神的指引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之间的关系,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     

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自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价值及困境

基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程度,可以将社会管理模式分为三种:政府一维单向度的管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其中,社会自治模式又可分为他组织主体治理与自主组织治理两种次生模式。三种治理模式各具特点和优势,都有自己适合和无助的公共问题情景。自主组织因其主体间的民主化、平等性及利益共同体的性质,在类似于"公共池塘"的利益共攸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因自主组织权威的非法定性、主体利益的分散性,以及对于公共问题的可治性等原因,在其构建及运作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