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财政”的效应、成因及其法律解决之道

“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主要利用土地出让法律制度和土地税费法律制度来获取财政收入以充实本地政府财源的行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引发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对负效应的分析显然更为重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有其深刻的制度成因.解决“土地财政”的法律措施是完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限;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     

土地调控新政

在《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出台一年多后,热议多年的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终于浮出水面。7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50号,以下简称《通知》),由此标志着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正式推行。作为近期国家推出的一项加强土地管理与调控的重大举措,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颁布和实施,毫无疑问将有效地监督地方政府的土地管理行为,遏制土地违法事件的进一步蔓延。然而,作为一种外部监管措施,国家土地督察制度能否真正实现“第二轮地根调控落地”?土地督察制度浮…     

房地产调控中克服地方政府“执行失灵”的法律机制构建

我国目前房地产调控效果不佳的失灵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在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执行者角色时，出于抓住“土地财政”不放和政绩考核取巧的动机对中央的调控举措执行不力的“执行失灵”所致。克服的思路是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和征收房产税，为地方政府在现行收入体系中增加替代的稳定收入来源，削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财源依赖以及从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人性把握角度着手，将房地产数据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建立问责制，形成制度的组合拳。     

我国土地经营权信托模式的法律思考

我国目前典型的土地经营权信托模式有“草尾模式”“沙县模式”“绍兴模式”“中信模式”等.土地经营权信托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有:频繁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土地流转金、政府角色越位、信托财产权利属性不明、农户利益保护缺位、改变耕地农业用途以及土地经营权信托设立中的不合法或不规范问题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或缺位.要构建我国土地经营权信托模式,就要适时地制定或修改与土地经营权信托相关的法律法规,诸如:《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收回以及流转原则的法律条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35条有关转包的法律条文.修改《物权法》,确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相分离的农地产权制度.鉴于我国《信托法》规定得过于宏观以及土地经营权信托的独特性,应对土地经营权信托进行专门立法.     

土地流转的中国模式:组织基础与运行机制

土地流转机制是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体现为私人交易和公共征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三十多年来,地方的土地流转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制度创新。总结这些地方制度创新,可以揭示出土地流转的"中国模式"。土地流转的中国模式,以政府和集体的组织协调为基础,体现为对土地供需各方的双重代表和双向协调。各级党委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的居中协调,既是当代农村土地流转的组织基础,也是其相对于"私易模式"和"公征模式"的比较优势。土地流转的中国模式,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调整利益分配关系,遏制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

经济激励机制是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关系,能够弱化经济激励机制,遏制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不同级别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进行调整;二是对失地农民、国家及边远地区农民三者之间的土地收益进行调整和规范;三是以事权和财权相匹配为基础,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份额进行调整,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弱化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略论国家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人格化

国家土地所有权人格化，是指国家通过法律，明确指定能够代表＂国家＂承担＂国家土地所有权＂全部民事责任的适当机构，来固定地充当国家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代表。国家土地所有权主体人格化的模式，一般有中央、地方政府权力分辖型和委托专门机构型。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结构关系主要有两种模式 :相互控制和重叠统治。相互控制模式的设计使得各级政府在组成、立法和执行上相互依赖 ,通过立法、行政过程中的体制保障机制来协调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用司法方式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通过裁决个别纠纷 ,可以间接协调政府间关系 ,其方式有不为人注意的重大好处。中央与地方关系难题的治本之策是吸收重叠统治模式的优点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     

“新农村建设”需要制度保障

要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构想,中央应该完成三个方面的制度转变。首先,中央必须消除自身对农民和农村的制度性歧视;其次,中央必须逐步推进地方民主和法治,使地方问题主要在地方政府层次上获得满意的解决;最后,中央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法律规范审查制度,以此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制止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对农民合法权益之侵害,充分落实农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要根治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央必须恢复农民的宪法平等地位,在制度上让农民“翻身”并允许他们通过制度维护自己的利益。     

土地财政的行政法治视阈

中国模式的土地财政危及了国家经济安全,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依照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对行政权力的规制原则,清晰地界定政府与市场、公民、企业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种应然关系,加速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立法监督、民主监督、人大监督,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绩评价体系,才能够从根本校正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土地财政利益的行为,才能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才能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论“圈地”现象背后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

本文从近期的“圈地”热潮开始谈起,分析了土地与土地权,国家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三组关系,讨论了其对征地的影响,并将重点落到地方政府上面。然后,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论证地方政府“圈地”追求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垄断利润,而是其他一些利益。文章提出了建立一套利益制衡机制以遏制地方政府利益追求,试图以此来规范征地行为。     

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运用法经济学理论分析国家土地督察制度,通过供需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激励分析表明,土地督察制度的供给属于由中央主导创新的供给型供给,其滞后于土地管理需要.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解决土地产权、干部考核机制问题,土地督察制度的激励机制缺失.土地督察制度是符合效率原则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因此,明确界定土地督察权、建立内部激励机制、供给新的后续政策、培育"土地维权"中介组织、进行财税、产权配套改革,应该成为土地督察制度的创新方向.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土地农转非速度很快,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原因,与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政府行为失范、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制度的操作性差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为此,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和完善农民的土地权益,并通过程序设计加以保障;依法控制和约束政府权力,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完善村民会议制度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立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机制。     

退耕还林与征地制度：比较与启示

退耕还林、征地制度的实施对象均为农民,目标均为改变农地用途,绩效却大相径庭.制度设计差异是制度绩效差异的根源所在.这两种制度设计在补偿的公平性、合约的可逆性、土地产权的转移、农民自愿性程度、政府收益、自我雇佣等六个方面存在着差异.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应遵循以下思路进行:征地补偿应按区片综合价以求公平;应考虑农地对农民的多种效用进行足额补偿;向农民提供连续收入流以切实保障农民生活;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使农民意愿能够真正表达;通过征地收益的转移支付内化生态生产或破坏的外部性;缩小征地范围,非公益用地可以通过农地租赁、入股、合营来解决.     

海峡两岸沿海土地制度比较研究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首要资源。沿海土地由于其特殊性,对于人类环境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沿海土地制度内容广泛,不仅包括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也包括土地法中对土地宏观上的管理规制,还包括其他相关法律如环境法对土地权利的行使所作的限制。本文通过对海峡两岸沿海土地制度的比较研究,针对我国现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沿海土地制度的立法建议:鉴于大陆土地权利的法律基础与台湾地区有所区别,故土地权利制度只能以土地使用权为基础,通过用益物权制度可使个人得以对国家所有的土地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同时建议保留并完善土地法,制订专门的海岸带法,以加强对沿海土地的保护力度。     

The Demand for Land Title Registration: Theory with Evidence from Keny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title registration in providing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 for landowners. A simple model isdeveloped to examine the trade-off between increased securityof registering title against the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accessingthe system. The model predicts that the demand for registrationshould be increasing in the value of the land, the educationof the landowner, and proximity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latter two being measures of the cost of accessing the system).Evidence on land registration in Kenya provides support forthe model.     

我国土地征收市场化改革研究论纲

土地征收制度中出现的农民与政府、用地单位之间的多重矛盾,是近期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对比西方国家的实务工作,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既存在问题,也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面。为了缓解建设用地供应过程中的多重矛盾,我们倡导以市场调节为主导,以政府管制为辅助的改革方向,提出以公平待遇制度为基础,解决土地征收替代机制中五个主要矛盾的建议。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困惑与消解

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最终属于农户或农民个体,个体化的农地使用权应该受到法律尊重与保障。目前,由于农村土地使用权受到人为的法律约束,农地价值遭到极大贬损,亟需改革中国农村不合理的土地管制主义模式,将宪法赋予的集体土地财产权还给农民,并将城市化与征地脱钩。城市化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合理的城乡规划与政府审批,而当前中国各地的城乡规划严重缺乏民主参与并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要保证规划与审批的合理性,必须通过民主立法和参与程序保障政府规划权的行使符合多数民意,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保证规划目的与程序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