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全面二孩”政策议程探讨

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范式构建“全面二孩”政策议程设置框架,从历时向度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输入、输出、价值回归及其内在规律。梳理“全面二孩”政策过程发现：“全面二孩”政策议程设置受“‘全面二孩’何以被政府关注”的问题源流、“政策合法性依据及政治生态系统持续性”的政策源流及公意、意识形态与政治利益主体促成的政治源流等三大源流的影响,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的“政策之窗”实现耦合,“全面二孩”时代由此开启。多源流视域下“全面二孩”政策议程建构模式的探讨,力图在厘清“全面二孩”政策嬗变逻辑、凸显政策选择的价值规律及对“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性进行有力阐释。     

政策终结的制约因素辨识

政策终结是提高政策绩效的有效方式,但目前政策终结障碍重重,通过对政策终结的制约因素剖析,可以为政策终结提供突破口进而改善政策绩效。通过对文献及其现实的研究发现,以下四种力量制约着政策终结的顺利推进:行政理念的传统保守取向衍生强烈的忠诚可能会顽固地抵制变革,排斥与现有政策相左的事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促成了行政官僚转变为涉及他人利益的自身利益的终极法官;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过程以及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干预表明任何一个自变量的不确定或模糊性都会影响政策质量的判断;政府系统中的职能、组织、政策与项目之间的相互交织与互为手段使得政策终结的方式、资源、推动力选择更具复杂性。     

多源流理论框架下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的变迁与前景——基于渐进式市民化政策的演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向非农行业和城镇以及大城市转移,为实现农村和城市协调发展,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农业剩余人口转移政策,大体上经历了限制转移、引导转移、支持融入的三个阶段。依据多源流理论框架范式,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政策变迁是该子系统外部相对稳定变量、动态系统事件以及内部持不同信念"联盟"互动三种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依据跨联盟间的政策学习与政治活动家的折中协调,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政策未来演进方向必定是渐进式市民化政策的不断完善与创新。     

多源流框架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中的政策变迁及其清晰化治理

治理性政策的本质发端于决策,多源流框架则擅长解释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决策）变迁。突发公共危机得到了政策共同体的广泛关注,危机治理政策的出台与调整,遵循多源流框架的基本原理和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保守谨慎到积极乐观再到全面统筹的政策变迁过程。多源流框架为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更为实现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转向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突发公共危机中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如何穿过决策系统实现高质量政策变迁？后疫情时代需要依据决策机制、决策信息、决策逻辑等关键要素,构筑中国语境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治理路径,以在国家制度情境与地方创造性的复杂张力中追求善政善治的平衡。     

多源流视角下地方政府推动精准扶贫的注意力配置研究

消除贫困,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文以2016-2018年地方政府262份精准扶贫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从注意力配置视角审视三年来地方扶贫政策的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注意力强度与政策环境影响使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三年来呈"V"字形的变化趋势;在注意力指向方面,三年来的焦点呈瞄准深度贫困地区—聚焦金融扶贫—推进政策落实的路径,其背后存在政治源流的引领、政策源流的推动以及问题源流的纠偏的逻辑。地方政府应从构建多元主体共治式扶贫模式、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取向、推进赋权增能参与式扶贫着手,更好地推进我国精准扶贫事业发展。     

政策网络：经验事实还是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指独立政策行动者围绕政策问题和政策程序的行动过程中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作为一种政治中层分析法,它为政治领域若干问题的解释提供了一种分析模式,同时又为公共部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因而它广泛应用于政策分析、比较政策研究以及公共治理中.文章首先介绍西方政策网络研究的基本状况,其次介绍政策网络理论的基本内容,最后得出结论: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分析途径,目前更多的是经验事实的描述,还缺乏理论的完善.     

保持政治稳定的三层政策战略

从政策视角出发,保持政治稳定的三层政策战略包括:制定和执行合理的大众性政策,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司法、强力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合理的政治性政策,包括政治力量吸收、执政党建设、民族、外交、政治危机处理、政治运行监督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即政治教育政策,这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特征有关,也与政治教育的特征有关。     

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

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变化,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中的作用在我国的研究中仍然是一个空白.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终结的过程中,苏联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问题的设想方案,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选择都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三治结合”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

在政策生成及演进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持续性是关键问题,考察其引致机制、创新动力、扩散过程等议题,对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有着重要作用。以浙江桐乡“三治结合”基层治理模式为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主体、客体与扩散路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剖析“三治结合”创新与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三治结合”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与扩散,得益于政治上“合法性”,即“三治”自身具有政治渊源、法律依据、现实基础等符合中国情景的属性;除此之外,也离不开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技术性”变量。基于此,着重关注“三治结合”创新扩散的技术路线,认为政策企业家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为其提供重要动力与保障;政策属性高兼容性、低成本性,影响政策扩散的规模与范围;中央政府纵向政策吸纳与同级政府横向考察学习对其全国性推广起着关键性作用。     

西方政策设计研究的源起、转向与新的进展——兼论政策设计话语的中国构建

政策设计的实践源于设计科学领域方法的借鉴,是政策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于政策设计的特性,西方学界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非设计"为中心的三种解释路径。工具主义与建构主义是政策设计研究的两种典型取向,前者关注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历经"旧"工具主义到"新"工具主义的转向;后者关注目标人群属性及其相应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负担的分配,重在重新审视拉斯韦尔的"政治关心"。作为一种复杂的技术和政治性分析,有关政策设计影响因素的研究呈现出了从宏观、微观转向中观层面予以考察的特点。在中国语境下,政策设计话语的构建应当积极塑造和形成中国场景的政策设计思维,着力构建基于知识与证据的政策设计风格,促进政策设计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对接,平衡政策设计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经验目标与规范目标。     

政策过程有效性缺失的体制症结探析

从体制的视角分析,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通过影响政策方案的合法性、政府的执行力、政策评估的合理性、政策监控的有效性和政策终结的及时性而成为整个政策过程有效性的体制症结。中国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因此,规范党政关系,实现政治与行政的相对独立成为提高政策过程有效性的关键。为此,应从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等方面寻找对策。     

政策过程有效性缺失的体制症结探析

从体制的视角分析,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通过影响政策方案的合法性、政府的执行力、政策评估的合理性、政策监控的有效性和政策终结的及时性而成为整个政策过程有效性的体制症结。中国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因此,规范党政关系,实现政治与行政的相对独立成为提高政策过程有效性的关键。为此,应从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等方面寻找对策。     

论政策民主实现的途径

公共政策是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工具之一 ,其质量的高低影响到社会发展和政府的权威 ,政策民主作为政策制定的一种有效方式 ,有助于提高政策的公利性和有效性 ,增强政策与民众的亲合力。本文从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社会化、培育民主文化、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三个方面对如何实现政策民主进行了探讨。     

浙中城市群:发展不平衡与协调战略

文章从分析浙中城市群的时间演化和空间特征着手,计算出城市流强度和倾向度两个指标,依据计算结果分析了浙中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城市流结构及内在功能联系,并对浙中城市群区域内的8个城市发展方向和产业定位提出了建议.最后,针对浙中城市群的目前现状提出政策响应,即加强浙中城市群的一体化建设、"聚合主轴线"式功能定位和提升城市群的外向度.     

中国共产党90年来文化政策重心的四次转移

文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以来文化政策的演变,以文化政策重心的转移为标准,将其历程分为四个阶段:从建党到建国以革命政治为重心;建国至改革开放以整合民众为重心;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则为文化软实力得到彰显的均衡发展重心.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文化的产业属性获得政策的支持与鼓励,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诉求.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从“文化为生产力服务”到“文化也是生产力”的重大转型,文化政策摆脱了长期以来片面发展单一属性的状况,进入了以人为本的新阶段.     

多源流分析框架对后危机政策制定的解释力

后危机政策可以分为危机应急与重建政策、长期危机减灾政策。本文选取中国"5·12"汶川地震后的危机管理政策及政策建议为典型分析对象,考察多源流分析框架对后危机政策制定的解释力,并得出危机应急与重建政策的制定偏向于一种有限理性模式,而多源流分析框架对长期危机减灾政策的制定更具解释力的结论。     

基于规范公共性要求的公共政策终结

政策终结是因由政策环境变化、政策功能的弱化或丧失而进行的政策变更、终止等一系列活动。从表象上看政策终结的原因是政策功能的弱化或丧失,以致政策执行无法带来所期望的正向效果,但实质上政策终结是缘自政策公共性的丧失。     

变动于政治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上,政策问题建构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不同的部门间移动.本来,政策问题建构权是一项立法权力,在民主的途径中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集中到了立法部门.在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提出之后,政策问题建构和政策制定则被视作政治部门的权力,而行政部门则定位在政策执行的角色上.然而,在“新政”时期,行政权的扩张也使政府把手伸向了对政策问题建构权的争夺上.但是,当行政部门攫取了政策问题建构权时,人们则以行政部门的属性为由而将这一权力认定为管理权力.在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的发展中,行政部门的政治属性再度得到确认,因而,政策执行也被看作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行政活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政治性质也同时得到了承认.     

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

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变化,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中的作用在我国的研究中仍然是一个空白。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终结的过程中,苏联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问题的设想方案,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选择都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政策网络”理论与中国基层政治研究

一、"政策网络"理论的简要脉络 在西方政治学和政府研究中,有两个主要方法为我们所熟知:一是通过分析公共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配,明确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这属于一种宏观的结构研究方法,其方法论基础为整体主义;二是通过分析个人和单个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功能和行为机制.这是一种微观的研究方法,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理性选择,个人主义是其主要的方法论基础.研究当中的问题是,在理论基础和观察视角等方面,这两种宏观和微观的方法都存在很大的裂痕,我们很难协调和沟通两种研究方法,为政治和社会现象作出整体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