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终结诱因研究——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

政策实践过多强调政策制定而忽视政策终结导致严重的政策冲突,适时的政策终结凸显其必要性.对政策终结的诱因进行探究则成了政策终结的起点和应对之基.从多源流政策理论框架出发,其问题流表明背离公共利益、违反法律或违背客观规律的政策并不鲜见;政策流揭示出问题政策被识别后需政策共同体经过博弈提出终结方案指导政策终结;政治流作为政策终结的关键,受执政党、政治领导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众舆论和少数利益集团等因子影响.任何一个源流都可能诱致政策终结,但彻底的终结需要三种源流耦合.因此,以政府为核心的政策主体通过促进三种源流的汇合,可以为政策终结提供机会与动力.     

基于规范公共性要求的公共政策终结

政策终结是因由政策环境变化、政策功能的弱化或丧失而进行的政策变更、终止等一系列活动。从表象上看政策终结的原因是政策功能的弱化或丧失,以致政策执行无法带来所期望的正向效果,但实质上政策终结是缘自政策公共性的丧失。     

政策过程有效性缺失的体制症结探析

从体制的视角分析,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通过影响政策方案的合法性、政府的执行力、政策评估的合理性、政策监控的有效性和政策终结的及时性而成为整个政策过程有效性的体制症结。中国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因此,规范党政关系,实现政治与行政的相对独立成为提高政策过程有效性的关键。为此,应从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等方面寻找对策。     

政策过程有效性缺失的体制症结探析

从体制的视角分析,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通过影响政策方案的合法性、政府的执行力、政策评估的合理性、政策监控的有效性和政策终结的及时性而成为整个政策过程有效性的体制症结。中国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因此,规范党政关系,实现政治与行政的相对独立成为提高政策过程有效性的关键。为此,应从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等方面寻找对策。     

中苏合资企业终结之原因分析——基于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考察

中苏合资企业的终结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密切相关,同时受企业内部双方经营管理方面矛盾的深刻影响;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有条件性和保留性使双方在合资企业内部的利益分歧上渐行渐远,《中苏贷款协定的议定书》的签订即是明证。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合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潜在矛盾,使合资企业自创办伊始即蕴含了破裂的内生趋势。赫鲁晓夫执政后苏共高层对合资企业的否定立场及其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需要,则是合资企业在短短4年时间就终结的直接原因。     

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话语失势或霸权终结?

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霸权是否已然终结?通过对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理论的反思,不难发现金融危机带来的是美国主流话语的失势,而非霸权的终结。我们在应对病态而非病危的美国霸权时应始终保持冷静、审慎的态度,捍卫主权利益,推动世界秩序朝着和谐多极化的方向演进。     

政策公共性与公共政策的终结

政策终结是因政策由环境变化而造成的弱化或丧失,需要进行的政策变更或终止等一系列活动。从表象上看,政策终结的原因是政策功能的弱化或丧失,以致政策执行无法带来所期望的正向效果,但实质上是缘起于政策公共性的丧失。     

基于利益冲突的公共政策终结策略——以“营改增”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的终结作为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却极易被学者和政策制定及执行者所忽略,而一项公共政策如果失去了社会价值就应该被及时终结,以减少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公共政策的终结涉及多方利益,暗含着一个利益的分化、博弈与调和的过程。正方力量与反方力量在政策终结过程中会不断寻找利益空间,施展博弈策略进而争取中立力量,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政府作为政策终结的主要推动者,其应对利益冲突采取的终结策略将最终直接决定政策终结的结果。而明确利益诉求、弱化利益冲突、坚持利益底线、争取中间力量等则是促进政策顺利终结的一般性终结策略。     

试论公安政策制定的民主化

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安全问题最为个体关注，同时，公共安全问题也最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关注。作为公安机关履行自身职能、实现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公安政策及其绩效自然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公安政策制定的过程包括公安利益的诉求、聚合、转换与输出，并且每个环节的科学合理程度都影响着公安政策制定的质量。本文通过对公安政策制定过程、公安政策系统进行分析，推出了公安政策制定民主化的相关关系，即让公安权力机关内部和外部的不同主体参与到公安政策制定过程中，实现各类公安利益主体的公安利益均衡，从而实现公安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并最终为提升公安政策质量奠定基础。     

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话语失势或霸权终结？

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霸权是否已然终结?通过对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理论的反思,不难发现金融危机带来的是美国主流话语的失势,而非霸权的终结.我们在应对"病态"而非"病危"的美国霸权时应始终保持冷静、审慎的态度,捍卫主权利益,推动世界秩序朝着和谐多极化的方向演进.     

政府利益对经济政策的不利影响及对策

现代经济活动,离不开政府功能的发挥,政府作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和供给者,其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以全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目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保持超然的地位。但由于政府利益的存在,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往往又会与该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应然与实然相冲突,从而降低经济政策的实施绩效。本文从政府利益存在的原因、对经济政策的不利影响和克服政府利益对经济政策的不利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政策终结中的利益输入:以合作型输入替代系统内输入

政策终结不仅是技术性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参与者在竞争与互动中走向相对平衡的过程。受诸因素影响,我国政策终结活动的利益输入过程很大程度上由政治精英主导,即系统内部输入。非官方行动主体难以通过程序化、制度化的途径输入自身利益。随着主体利益多元化以及网络化的兴起,我们主张用合作型输入模式予以替代,旧政策的走向将由每个参与到合作行为中的主体共同决定。     

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为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我国制定了保障性住房政策。由于政策的计划性不够,同时又受到政策执行主体复杂的利益关系、政策资源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使得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效果不理想,在政策理念、融资和监管等方面问题突出。要进一步确定合理有限的保障目标,建立统筹协同的资金管理体系,加大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方面的完善力度,以促进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有效执行。     

公共政策执行力：从价值博弈到宪政之治——兼论楼市调控政策执行力

高度重视政策或决策执行,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传统。实践中,多重价值博弈如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博弈、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对象间的博弈、政策执行系统内部的博弈、利益阶层多元化下的政府行政对象问的博弈等,是公共政策执行力生成的深层制约因素。因此,加强公共政策执行力建设,应充分发挥宪法的民主功能,以切实和坚实的人民民主促进政策执行,增强“民主执行力”;充分发挥宪法的法治功能,强化执法环节,完善立法体系,增强“依法执行力”;充分发挥宪法的利益分配功能,提高政府的利益整合能力,增强“和谐执行力”;充分发挥宪法的权力配置功能,确立政策执行力发展的良好体制基础,培育“体制型执行力”;充分发挥宪法的效率功能,促进政策执行手段的改善与发展,增强“效能型执行力”。     

新时期中国人才政策变迁分析——基于政策网络视角

基于政策网络视角的新时期中国人才政策变迁分析为中国人才政策变迁提供了新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多元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偏好,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人才政策变迁过程中,这些多元利益主体通过不断的互动,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关系网络。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利益偏好的网络主体通过博弈、联合、对抗与妥协,从而影响政策效果,导致了人才政策的持续变迁。     

政策执行创新:提升党执政能力的关键

我国的政策执行效率低下,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实现政策执行创新是现实而紧迫的,是提升党执政能力、实现高效行政的关键;新公共管理理念对于改善我们的政策执行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剖析造成政策执行困境深刻原因,更有可能探寻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的实践困境及对策

行政机关制定涉及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权利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政策应当取得法律的授权,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政策一经实施势必影响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权利义务。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拟定的行政管理措施需要于法有据。制定程序合法正当是保障内容合法的基础,通过公开征求意见等程序可保障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平衡,有效制约公权力,维护公众利益。通过合法性审核,确保主体、权限、程序、内容、形式合法,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存在的违法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公民政策遵从:理论基础、形成机制与干预策略

提升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的遵从度,增加公共政策供给有效性,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整体而言,公民政策遵从研究方兴未艾,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公共政策的组织遵从行为,对公民个体政策遵从的关注度较低;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基于单一维度观察特定政策情景中的公民遵从行为,缺乏整合性分析框架对公民政策遵从行为形成机制进行全面阐释。因此,应综合公共政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公民政策遵从行为的概念要义与理论基础,梳理公民政策遵从的影响因素,形成多维分析框架,解读公民政策遵从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影响公民政策遵从的因素可以划分为主体特征、客体特征、政策特质与环境因素等四类;各因素对于公民政策遵从的影响机理较为多元且存在差异,大部分是通过影响政策接受与政策认同而间接作用于遵从意愿与行为,有些则是直接影响遵从意愿与行为,还有些因素能对其他因素与政策遵从之间的影响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发现,设计干预措施,以期为激发公民政策遵从、增进公共政策有效性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初探

反思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是本土化公共政策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提升执政能力、增强政策执行绩效的迫切要求。政策执行目的不够明确是制约政策执行研究的“瓶颈”，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进而考察政策执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是提升政策执行研究的关键。     

行政忠诚：规制公共政策失灵的一种有效路径

转轨期价值观裂变,制度与体制不健全,规制政策失灵显得尤为艰辛。本文试图从伦理学视角,强化行政忠诚理念,疏通政策主体的价值通道来对其规制。由此,调适利益尺度,强化责任意识,激发创新思维,夯实合法性基础,能有力地规制政策失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