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西方国家的经验

本文从当代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信任赤字出发,对公共行政中的信任问题以及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界定,分析了信任在公共行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过程中在重建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方面的努力.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全球化进程与公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

全球化进程使公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受到冲击。为了保证公民对政府管理的足够的信任投入,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及早作出应对。为此,必须重中国家主权原则,防止“国家主权销蚀论”、“补偿论”等理论的政策影响;必须对政府的管理行为作出适应性调整,消除政府在全球化环境中至今仍存在的“管理盲点”,扩大政府间合作以及政府与本国公民的合作,防止个别国家把本国管理观念强加给别国。     

基层政府反身信任何以发生？——一个官员公民责任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递归解释模型

政府反身信任表征为政府官员向公民向度的信任情感表达,其作为一种成本节省机制可形塑良好的官民互动与合作,并强化政府合法性。文章将基层政府官员作为观察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赜了诱致政府反身信任发生的三组核心变量——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之间的统计学效应量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层官员的公民责任认知对政府反身信任具有直接显著影响;其次,公民责任认知也可塑造基层官员的公民参与偏好,而公民参与程度又会影响基层官员的风险感知,进而决定其是否要将信任委托于公民。基于此,文章构建了融摄微观心理认知与中观制度规约的“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的政府反身信任发生与发展的递归理论模型,以期为重塑政民互信秩序、促成有效的官民合作提供理论思路。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政治参与如何影响政府信任：清廉感知的中介效应

政府信任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是公众对政府行为、过程与绩效等的一种评价。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分析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清廉感知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研究结果表明,投票型和沟通型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显著,清廉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遮掩效应;而接触型和维权型政治参与会对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清廉感知在其中承担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要想保持高度的政府信任水平,一方面可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回应民众需求,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保持当前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建立廉洁的政府形象,提升公民的清廉感知,进而带来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     

开放政府数据中公民参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开放政府数据的过程,也是政府授权于社会的表现。本研究以赋权理论作为基础,从个体层面探讨影响公民参与开放政府数据的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促进因素中,心理赋权的意义和自我决策会正向影响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而自我效能和影响力对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行为则无显著影响;在削弱因素中,怀疑和不信任中的恶意对开放政府数据中的公民参与具有负向影响,而不信任中的无能力则会产生正向影响。提高开放数据的完整度、透明度,加强政府自身能力建设,提升公众对政府及政府在推动数据开放上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是激发公民参与开放数据的意愿、提升公民参与有效性的方法。     

政务公开与公众参与：转型期中国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政务公开是当今许多国家推行行政革新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公民与政府关系角度来看,政务公开包括信息告知、政府与公民互动、政府与公民合作三层含义.在对中国政务公开实践评估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需要从积极推进公众参与入手,重构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     

中国情景下的公民文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制度理论、文化理论是西方解释政府信任起源与影响因素的两种竞争性理论。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波、第三波数据,本文检验了两种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效力与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制度理论对我国政府信任具有良好的解释效力,但是不同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和变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的线性关系趋于复杂;文化理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低估,从文化视角解释政府信任应当关注公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本文也验证了我国政府信任的结构差异和非均衡特征,有关政治代表性信任与行政执行性信任的区分,提供了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任结构分化的有效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同时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政府信任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辨析。     

环境公共治理中的信任与协商——以浙江省海宁“晶科事件”为例

本文首先从信任的视角分析了浙江省海宁"晶科能源事件"产生和演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环境公共治理的实现的路径是民主协商,而信任是环境公共治理中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普遍信任才能够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而达成环境公共治理的目标。环境公共治理首先需要促进环境公共治理中普遍信任的实现。为此,政府不仅需要自觉建立多重的公民参与网络,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共治理,而且更需要自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建设普遍信任的社会。同时,公民和社会民间组织亦有责任协同政府共建社会普遍信任。     

重建信访制度关键在民意表达

信访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和治理制度。近十年来，信访制度被过度政治化，产生了两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后果。第一，作为一种政治参与，信访应该培养依法维护权利的公民，增进从事信访的公民对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信访往往培养出介于公民与政治人物之间的超级访民，这些人在地方政治中可能成为专门利己的反对派。第二，作为一种治理制度，信访制度应该有助于中央政府依法监督各级地方政府，同时保障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正当权利，从而保持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基本信任。事实上，信访制度成了中央对地方单向施压的工具，不能保障地方政府向中央反馈信息和提出建议的权利。过度政治化的信访制度迫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干部为上级政府“买单”、“背黑锅”甚至“顶雷”，必然削弱乃至瓦解他们对中央的信任。     

论警察的公众信任--以中国为例

本研究评估了中国公民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并探讨了影响公众对警察信任程度的因素。就目前来看,针对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进行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本研究以冲突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收集中国8个城市的访谈数据,检验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就业、感知政治影响力等冲突变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对中国警察公信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对于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的解释力有限。青年以及政治权力较低的中国公民往往对警察的信任度较低。此外,中国公民对警察的态度还受到公共安全满意度、政府处理犯罪的能力、生活质量和政府官员腐败度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对未来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政务公开是构建良好政府公共关系重要机制

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手段,具有良好公关效应的政务公开保障了公民的参与权也增加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会让公众更加信任和支持政府．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

在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与“政府”关系仍然日趋紧张,公民对政府越来越不满,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问题。造成政府信任下降的因素具有多重层面,既包括客观的社会经济环境变迁,又包括政府自身形象的恶化,同时还包括公众对政府的主观评价态度产生变化等。为了改善这一现象,西方国家以“提升治理能力”为目标,推行各种政府改革方案,期望能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试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限度的理性模型

公民参与决策的主体、方式以及限度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公民参与的结果及其有效性,进而影响到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其中参与限度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公民参与限度理性模型,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划分为四种类型.该模型表明不同参与限度与决策过程和决策产出的关系,并论证了现代社会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     

环境保护中的政府与公民社会:“从主导到合作”——一个研究述评

近年来,公民社会及其相关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提出,公民社会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与决策提供了一个信任、合作和有效的平台,进而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环境保护中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必须探讨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当前环境保护背景中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研究文献,可以大致归纳为环境保护中的政府,环境保护中的公民社会和环境保护中的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三个理路。具体到实践层面,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政府环境治理模式应进行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社会合作型"的转型,实现政府与社会在环境保护中的良性互动。     

我国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公民政策参与的阻滞

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进展,公民政策参与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有效的政策参与依赖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信任与合作关系,而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建立以社会资本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存在诸多缺陷,如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各种规则和制度的不健全、公民政策参与组织基础的薄弱以及传统政策过程的路径依赖等,制约着我国公民政策参与。     

再论中国政府工具选择与应用的基础

公民社会是政府工具现代化变迁的社会力量支持;意识形态更新促进政府工具选择和应用的理性、文明与和谐;传统文化中现代文明意识的缺失和中国式的实用主义、人文化倾向制约政府工具的理性化;强政府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工具的应用,也可能制约新政策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信任危机制约政府工具选择和应用;中国式的政府信任制约内部型管理工具的选择和应用,而政府对社会的低信任制约志愿性工具或新工具的选择和应用。     

社会资本与提升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以信任、合作、规范、社会参与网络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社会资本能够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优化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这就要求培养公务员的公共精神与服务意识,实施诚信的政府行为;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政府的回应性;培育民间组织,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与合作以提高政府公信力。     

权利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起因、现状和对策

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增长，现有公民权利保障机制难以使全社会相信其能发挥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和网络的兴起为公民保障自身权利带来了契机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兴起的根本原因。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呈发展趋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为此，政府需加强传统公民权利维护机制建设，利用网络保障公民权利，塑造公民对政府维护其权利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