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

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发布,我国农村贫困标准、贫困治理对象、治理区域、治理方式、治理目标与任务等实现了阶段性升级,对农村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但是,现行的"扶贫开发机构自上而下管制型"反贫困治理结构,由于存在突出的功能缺陷和机制难题,很难适应新挑战的新要求。为此,必须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为导向,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贫困农户等多元主体的功能互补、分工协作,创新扶贫对象识别、资源投入整合、项目选择运营、效益监督评价等贫困治理机制,形成合力攻坚的"大扶贫"格局。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成效和主要经验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先后经历救济式反贫困(1949—1978年)、体制变革助力反贫困(1978—1985年)、开发式反贫困(1986—1992年)、攻坚式反贫困(1993—2000年)、造血式反贫困(2001—2011年)和精准式反贫困(2012年—至今)等6个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着力凝聚共识形成反贫困合力、着力完善反贫困治理体制机制、着力与时俱进制定精准反贫困策略、着力推进党建与贫困治理互促共赢、着力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着力推动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统筹衔接是我国反贫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宝贵经验。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之构建:特征、现实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在主体、方式、格局和目标等方面有着不同于传统扶贫模式的显著特征。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模式是应对贫困治理严峻形势,提高扶贫成效的需要;也是减少社会排斥,实现扶贫过程中公平的价值目标的需要;还是克服碎片化贫困治理,促成贫困治理中主体合作与协商的需要;更是遏制扶贫腐败,形成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的监督与制衡的需要以及打破信息壁垒,推进扶贫信息的共享与整合的需要。构建农村协同扶贫模式应从主体的协同、观念的协同、信息的协同、制度的协同和过程的协同等方面多管齐下,以提升扶贫治理效果,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基于中国扶贫脱贫实践的思考

经过数十年的反贫困实践,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反贫困成果的同时进入了综合反贫困阶段。新时期反贫困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反贫困应具备创新性和系统性。因此,必须创新反贫困治理结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创新主要包括:反贫困治理结构主体的创新,即建立包括政府、第三部门、贫困群体在内的多中心贫困治理主体结构;反贫困治理结构制度的创新,即通过正式制度(法典、专门法和政策)的供给与非正式制度(软法)的培育和运用,优化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行;反贫困治理结构管理运行的创新,即多中心反贫困网络中的多层治理、协同治理和自主治理。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理论逻辑、基本经验及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理论逻辑基于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深刻体现其人民至上的立场，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消灭剥削、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等内在要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着眼不同阶段发展实际和历史使命，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进行了综合性、动态性、立体性的继承发展，探索形成了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党领导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大扶贫格局以及立足实际以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等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对推进国际减贫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内涵与意义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当今世界仍有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推行的"精准扶贫"实践,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使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摆脱了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最核心的内涵或要素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旨归、"精准扶贫"的基本工作理念以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它们不仅是中国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根本法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且能为世界反贫困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样本.     

贫困类型、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结构的变迁——世界贫困史的视野

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贫困现象全球化与反贫困目标欧美化的悖论,在现代性危机中去认识该悖论的产生原理,是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学的基础性问题。从世界贫困史视野来看,贫困与反贫困的观念与结构总体上呈现出从个体文明与地方化到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从前现代世界到近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等因素作用下,反贫困从穷人道德的污名化取向转向社会经济问题治理取向;“国家”逐步取代宗教慈善以及家庭、社区、行会等,承担起反贫困全球化的主要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了福利模式。进入当代世界,尽管反结构性贫困成为全球共识,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顺利实现西方式现代工业化目标,反而沦为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附庸。深刻反思当代世界的贫困根源及反贫困实践依据,认真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理念、经验与模式,有助于真正推动第三世界具有主体性的反贫困理论建设与实践进程。     

我国城镇贫困状况与反贫困战略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而反贫困始终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反贫困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贫困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加强反贫困的对策研究，为我国反贫困工作提供决策参考，民政部成立了“城镇贫困和反贫困研究小组”，由原副部长范宝俊任组长、办公厅主任陈杰昌、救灾救济司司长李本公、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廖鸿任副组长．就“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此，本刊特邀研究小组部分成员就我国城镇贫困现状和反贫困对策进行讨论，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为其最终解诀尽一份力量。     

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创新与贫困农民主体性构造

王三秀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8期撰文为，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存在着较多的运作管理问题，直接制约着反贫困绩效的提升。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应当创新，而真正确立贫困农民反贫困的主体性地位则是创新之根本。贫困农民在反贫困中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贫困治理的观念心理、行为特点、     

后脱贫攻坚时代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

随着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移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稳定脱贫的任务依然艰巨,现行的反贫困制度体制需要重新审视、创新发展。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关键是要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统筹兼顾,实现反贫困事业向纵深发展。涉及三个层面的整合:第一个层面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反贫困事业与国家相关宏观政策的统筹兼顾与一体化,整体提高低收入地区、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差距;第二个层面是现行反贫困具体制度(政策)的一体化,涉及现行扶贫开发相关政策与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救助政策的积极转向,提升贫困家庭及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第三个层面是反贫困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实现宏观层面的反贫困政策与微观层面的反贫困制度的结合,深入推进新时代的反贫困大业。     

全球减贫中的扶贫主体作用机制探究

贫困问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形成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国采取的反贫困措施各具特色。放眼全球减贫事业,各国的扶贫主体不同,有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教会等,从世界范围来看反贫困主体都已从政府为主到主体多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这些主体的作用有强有弱,不同主体作用下的减贫机制与效果也有较大差别。反贫困主体作用机制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     

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开发模式的内生变革与治理突破北大核心CSSCI

贫困问题是我国"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从扶贫开发的时间进程维度和扶贫开发规划的顶层设计角度来阐述精准扶贫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模式的战略调整。从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精确把握致贫原因、滴灌式的精准帮扶、共享发展成果等方面来全面把握精准扶贫内涵,指出精准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体系的建构要素;并从精准扶贫目标、精准扶贫方式、精准扶贫主体、精准扶贫过程等方面分析了精准扶贫治理模式转型,认为精准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政策的丰富拓展。精准扶贫的治理突破路径在于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建构全面全程精准化的机制、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格局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导向。     

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开发模式的内生变革与治理突破

贫困问题是我国"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从扶贫开发的时间进程维度和扶贫开发规划的顶层设计角度来阐述精准扶贫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模式的战略调整。从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精确把握致贫原因、滴灌式的精准帮扶、共享发展成果等方面来全面把握精准扶贫内涵,指出精准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体系的建构要素;并从精准扶贫目标、精准扶贫方式、精准扶贫主体、精准扶贫过程等方面分析了精准扶贫治理模式转型,认为精准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政策的丰富拓展。精准扶贫的治理突破路径在于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建构全面全程精准化的机制、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格局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导向。     

贫穷的本质:基于精准扶贫实践的思考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反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在《贫穷的本质》书中揭示出,贫穷的本质是穷人处于弱势的发展处境。党的十八大至今的扶贫实践表明,围绕如何改善和提升贫困群众的发展处境,我国实施精准扶贫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消除绝对贫困指日可待。2020年是精准扶贫“收官”之年,接下来扶贫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精准扶贫时代,必须立足和总结已有扶贫基础和扶贫经验,同时结合国际反贫困治理经验,重新审视贫穷的本质和意义,并建立更加科学化、常态化、长效性和可持续性的反贫困治理机制。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逻辑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反贫困实践,建立科学的反贫困制度,走出一条正确的反贫困道路,进行精准、持续的国家治理,进而形成的科学的反贫困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人消除贫困思想初探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脱贫致富工作,指出中国的扶贫进入攻坚阶段,并从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界定了反贫困的意义,提出了诸多关于反贫困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措施.消除贫困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民生建设的要旨.我们要以坚定的决心、改革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脚踏实地地继续推进反贫困事业的发展.     

中国妇女与反贫困的回顾与展望

文章回顾了中国妇女贫困和反贫困状况、中国政府在反贫困中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非政府组织对妇女扶贫的贡献,力求用性别视角分析妇女贫困问题、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和行动,提出从收入贫困、时间贫困和资产贫困角度来综合分析妇女贫困问题的框架。     

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的困局与路径

多元共治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要义。通过对当前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现状的梳理,基于主体——能力——机制框架,可以析出隐匿其中的问题：社会主体“缺位”、能力承载“羸弱”、制度体系“碎形”。鉴于此,应该推动多元主体“到场”,拓展治理能力“边界”,构建治理机制“集簇”,形塑农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和中国的反贫困政策

世纪之交,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主要是我国坚决贯彻了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实施了有效的反贫困政策。学习研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和中国的反贫困政策,对于我们继续搞好下个世纪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中国反贫困工作取得巨大成绩贫困问题直接威胁着全球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当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时,消除贫困成为全世界的一项迫切任务。早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消除贫困便被写入庄严的宪章中。战后,贫困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各国政府普遍重视。1995年12月18日,联合国又正式宣布1996年为国际消除贫困年,以促进全球采取行动,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贫困。     

农村贫困治理目标重塑与政府能力建构:困境与出路

进入21世纪后,基于我国深入推进农村反贫困的现实需要,适应国际反贫困发展的新趋势,我国政府对农村贫困治理目标进行了重塑和优化,具体体现在贫困治理目标的内容、效能及人群三个维度上,从而对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建构要求。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根据上述目标进行了一定的建构和提升贫困治理能力的尝试,但现实中还面临着制度保障、财政支持、专业化及整合化治理贫困能力不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走出上述困境的基本路径是,提升政府法制化治理贫困的能力,形成新型贫困者参与治理贫困策略,系统地建构和提升政府以资源整合治理贫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