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居住方式对社区融入的影响

社区作为人的"家园",既承载着人们与给定居住环境的空间关系,也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居住活动的长久持续,必然使人们对所居社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本文通过农民工城市居住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探讨农民工居住方式的变迁过程,比较不同居住方式对其社区融入的影响过程和作用机理,提出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对策建议。     

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良性互动

如何正确处理农民工与城市之间关系是我国现代城市管理中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良性互动理应成为农民工与城市二者关系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在我国当前条件下,通过建设这种良性关系解决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实现农民工与城市良性互动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必须避免盲目冒进和裹足不前两种错误倾向,采取理性的渐进方式来完成,这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城市政府、城市居民及农民工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及其解决对策——基于中国八大城市的调查与分析

在城市,农民工普遍以租房居住为主,住房满意度较低,居住条件较差,居住地变换频繁且距市区较远,在城乡结合部聚集居住的情况比较明显。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住房、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的限制和约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解决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需要多措并举,坚持市场化方向,不断深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增强农民工收入。     

上海对农民工政策的演进与思考

上海是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根据上海市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7年，来沪农民工总量已达到403万人，不仅在上海660多万流动人口中占61％以上，而且超过上海1300多万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是上海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毋庸置疑，随着大量农民工在上海的长期工作、生活和居住，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正在发生重大的社会嬗变。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民工问题，对于提高城市管理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号文件”：让梦想照进现实新生代农民工将市民化

文件摘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成本测度及分担机制构建——基于私人成本支出的视角

城市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其“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的有效结合。理论界现有研究倾向于从整体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行均衡分析，既未区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又忽视了成本要素对城市融入效度的现实制约。本文在对城市融入成本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资本再造成本”和“享乐成本”两个概念，丰富了城市融入成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浙江的实证分析后发现，高昂的城市融入成本特别是居住成本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为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失范性融入”的问题，建议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农民工自身相结合的角度，构建多元复合主体的财政分担机制，以逐步破解外来人口机械增长与城市融入效度偏低的现实困境。     

透过社区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建立新的社区运行模式以适应城市化的需要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合理性要求。社区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演变的转换区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在社区中,社区管理与服务在农民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就是一种可被直接感受到的新的支持力量,因此,以社区为切入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是社会支持的一种重要手段。社区在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上既可以起到排斥也可以起到融合的作用。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农民工融入了城市社区就是融入了城市,这种再社会化过程可以超越户籍的外在屏障而融入于生活方式之中,通过改变农民工对生活地域的自我认同,可以在角色、身份、生活模式、归属感和认同感方面对二元结构性制度规定实现渐进性的超越。     

从排斥到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正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由于其农村身份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通行证。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一半左右。新生代农民工与过去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同样有面对身份问题的限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思想状态等方面的表现都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所以老一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问题以及解决办法的分析不能完全适用于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进     

吴敬琏直指四大体制性障碍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意见》规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适当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大城市要积极稳妥地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对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高级技工、技师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应优先准予落户。具体落户条件。由各地根据城市规划和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城市权利:演进逻辑与未来进路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视角,政治、工作与居住的权利共同构成进入城市的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农民大规模进入城市务工,这些农民虽然"身"已进城,但是权利依旧按照农民身份来配置。农民工的城市权利意味着农民工可以选择是否进入城市,也可以选择进入哪一个城市。单纯控制与排斥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口并不能缓解我国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的压力。现阶段,部分农民工面临权利缺失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权利贫困,是权利失衡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从我国农民工城市权利演进的差序格局来看,其权利贫困的根源在于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城市身份的碎片化以及城市权利的个体化,探讨农民工赋权与减贫的未来进路对于实现城乡一体和工农平权具有重要意义。     

居住隔离与社会距离——以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为例

居住模式蕴含着最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同时,居住模式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关系。文章在居住隔离理论、社会距离理论以及社会融合理论的基础上,使用2013年、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借助定序logistic模型分析方法,实证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居住隔离影响其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居住隔离是社会距离产生的重要因素;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城郊结合部、农村社区的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明显大于居住在别墅区、商品房、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的农民工;邻里隔离消减了互动和沟通的机会,拉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已购商品房的农民工社会距离较小,而租房居住的农民工社会距离较大。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功能拓展的系统效应

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下滑,既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金融安全、对外贸易及投资构成了挑战,又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向内需型发展模式提供了机遇,而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内需增长的核心问题。城市功能叠加式的拓展,与农民工市民化互相促动,具有良性互动的系统效应。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清除体制性障碍,致力于创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生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     

城市性：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第三种研究视角——基于全国七城市调查数据

理性选择论和结构决定论是研究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两种主要分析范式,但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关注不足。本文指出,实现传统乡土性向现代城市性的转化是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另一面向,并且是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完成的根本性标志。本文从生活方式、社会联结、现代组织生活、公共规则意识（现代社会控制机制）等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城市性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且探讨了非农流动经历对农民工城市性的建构作用。初步构建了非农流动经历→城市性→永久迁移的分析框架,丰富了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认知。     

第二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市民化诉求

第二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的产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以城市为坐标，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他们强烈渴望市民化，实现同城待遇。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促进城乡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政府和社会必须从职业生存、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人手，推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就业结构、居住形态对农民工融合发展的影响分析——对上海市P村的实证调查与研究

农民工这一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特殊群体,至今已走过了30年历程。近年来,农民工融入城市发展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的重要话题。在学术界,目前普遍从文化、社会经济、心理等维度来讨论农民工的融合发展问题。本文以上海H区P村为例,通过对村域内外来人口的就业、居住状态及社区管理状况的实证调查,及对这些因素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来研究探讨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发展的有关政策设计问题。     

坚持“离乡不离土”与“离乡又离土”两手抓妥善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解决农民工问题是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实现城市与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杭州是我国城市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之一，解决杭州的农民工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分类推进.对于“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安居乐业”；对于“离乡又离土”的农民工，在一定的前提下，则“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的方式，享受与流入地城市城镇居民的“同城待遇”，从而实现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     

城市社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载体

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是反映社会是否和谐发展的标志之一。社区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在社区中。社区管理与服务在农民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就是一种可被直接感受到的新的支持力量。因此。以社区为切入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是社会支持的一种重要手段。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加强社区管理与服务。把农民工融入到社区之中，从而保证他们与城市居民获得同样的权益保障并形成共同的社会责任感。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行为问题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子女的比较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行为问题引人关注,农民工子女作为儿童中的弱势群体,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利用抽样调查资料,对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子女行为问题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从总体上看,我国儿童的行为问题较为严重。从两类儿童行为问题的比较来看,农民工子女的行为问题比城市子女的严重。在此基础上,利用OLS模型和OrderedProbit模型对两类子女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独生子女、与母亲见面频率、家庭结构等变量对于两类子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民工子女行为问题的若干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居住空间问题

作为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农民工居住空间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解决农民工的居住空间问题对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我国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的缺失及其完善

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流动人口问题,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件大事来抓,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难等一系列具体事务入手,逐步建立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机制,较好地改善了流动人口的状况.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口流动量迅猛增长,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法规、管理体制、管理方式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