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你,比弱势群体还弱的群体?

“弱势群体”一词见之于报端、网络和人们的谈论之中,近年来有越来越频繁出现的趋势。随便到网上一检索,相关的条目怎么也能检出个成百上千条来。记得三年前有一篇题为《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文章,曾对“弱势群体”的含义作过这样的解释:“弱势群体,也叫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它主要是用来分析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后来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所谓     

“职业情妇、小三论坛”在挑衅社会道德底线

国内涌现众多“小三论坛”，“小三”们在论坛上倾诉、交友，甚至还进行“维权”。“小三”们也成立了论坛，这事真稀奇。乍一听，“小三”们的理由还挺“靠谱”：“小三”成了弱势群体；“小三”需要解决精神困惑；“小三”也需要关爱……这样看来，“小三论坛”是不是也算得上是对女性尊严的一种维护？     

罪犯的“弱势群体”问题研究

罪犯的“弱势群体”是大墙内需要帮扶救助的特殊群落，尽管其常态表现一般不易引起执法者和管理者的关注与重视，但他们内心沉淀的消极意识、不满情绪及由此滋生的敌对与伺机报复思想，却有不可低估的危险性和破坏性，重视对该群体问题的“综合治理”，既是确保监狱执法环境安全与稳定的需要，也是彰显刑罚执行机关“公平与正义”的需要。对罪犯弱势群体的帮扶，主要是帮助家庭有重大困难的罪犯解决实际问题；完善奖励制度，加速弱势群体的新生步伐；扶弱削强，打击狱内邪恶势力和牢头狱霸；针对弱势群体智能低、底子薄、技能少的现实，让强势、先进罪犯和他结成对子，尽快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     

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引言法律援助作为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自1996年建立并实施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司法正义，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被誉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阳光工程”和“形象工程”。然而，大墙内的服刑人员是不是弱势群体？     

取消“农民工”称谓意义何在——不如给进城农民转“工”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得不错，“农民工”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工农商学兵，本是职业的划分。为什么唯独农民永远要被加上特定的标签嘟”因此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但是，仅仅取消“农民工”称谓，就能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遭受歧视的现象吗？回答必然是否定的。就像禁止称妓女为“小姐”，改成“失足妇女”、“性工作者”一样，只是从称谓上解决人格歧视问题，而卖淫的主体性质不变，称呼多美好也不可能让职业“光荣”。     

呼唤中国版《家暴防止法》

近来,有关儿童遭家暴的报道简直触目惊心。连笔者即将高考的女儿都问：“为什么总是儿童？”我心里一咯噔,只好说：“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但事实上,这样的现象深藏已久;这样的回答,远非到位。     

朱越：把爱全送给“留守儿童”

在我们周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用勤劳和智慧获取家庭收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他们却留在了农村家里，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成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这个群体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在我省人大代表队伍中，也有这样一群人，当选第一年就将“关爱留守儿童”作为履职的重心，或坚持不懈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     

一个检察官的“静”与“信” “追诉大王”仇伟根的“成王”秘诀

当宝山检察院公诉科的仇伟根站在你的面前时，你也许很难将“追诉大王”这个颇有几分“霸气”的称号与他联系起来。友善温和、敦厚少言是他留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外表看似平淡无奇的青年检察官，却自2005年以来连续八年追诉漏罪、漏犯数居全科第一，其中有数年个人追诉数竟占据全稍宦诉总数的一半以上，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仇氏奇协”。     

城管的柔情，老百姓不懂

最近，媒体上出现越来越多关于城管助人为乐、地方政府实施城管“新政”的报道。一些城管部门的领导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开始大谈“人性化管理”，而部分城管队员作为“弱势群体”的现状也开始被人关注。     

别样画葫芦

在上海的警界，有这样一个警察画家，竟然“别出心裁”地将本来就在画界属于一“怪”的烙铁画和葫芦浑然结成一体，用电烙铁作画笔，醉心于在小小的葫芦上绘“丹青”，不能不让人喷喷称奇。他就是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的张哲明。     

刘禅的“智”与“愚”

一句“此间乐，不思蜀”，不仅让蜀汉后主刘禅成为名人，也让他成为“扶不起来”的典型。其实，真正的刘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一、很有智慧公元223年，刘备命丧白帝城，太子刘禅继蜀汉皇帝位，史称后主。     

“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法理学思考——以平等理论为视角

20世纪60年代,针对黑人等少数族裔和妇女的生活困境,美国政府实施了所谓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平等理论的一次实践。但美国许多白人认为“肯定性行动计划”是“逆向歧视”。平等应该是绝对平等与相对平等的统一,是抽象平等与具体平等的统一,也是实质平等与形式平等的统一,更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从而反驳了“逆向歧视”论者乃是把平等绝对化的表现。此种研究路径对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具有积极意义。     

对劳务派遣中“三性”及“同工同酬”的几点思考

我国《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于2013年7月份开始实施，这次的修改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劳务派遣制度。在此修正案中，对一直以来引人疑惑的“三性”含义进行界定；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同工同酬”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仍然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对“三性”中辅助性、替代性的界定不够详细，缺乏可操作，对“同工同酬”的规定也不能排除实际操作存在的缺陷。针对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首先应该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完善，其次是要具体落实连带责任制度，最后还要有良好的监管体制。只有这样劳务派遣制度才能真正得到合理的施行，劳务派遣员工的权益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障。     

社会权视阈下“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如何有效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是落实数字人权并达致数字正义的重要步骤。当下“数字弱势群体”权益法律保障并未从公民基本权利出发来选择妥适路径,这成为制约权益保障实效的“元问题”。须由社会权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理据有三：社会权对弱者的救济、社会权的数字化拓展以及“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与社会权的契合。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依照社会权的任务为权益保障设置阶段目标,既维持数字化生活的“最低水准”,实现数字红利分配正义,以及从个体救助转向普惠福利;另一方面,发挥社会权的功能以为权益保障提供路径指引,既在防御权、客观价值秩序和受益权指引下,构造国家的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     

共沐暖阳 论道发展 中小城市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律师业务新型拓展模式研修班侧记

于丹在她的《论语心得》里对“惑”字做了一个解释：“惑”字上面是或者的或．意思是或者这样也或者那样，就是面对选择；下面是一个心，意思是面对选择，由心抉择。如果“或”太大，而“心”太小，面临的选择太多、太难，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肯定会把心压垮。     

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酌“80后”官员

“80后”官员逐渐开始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当湖北“最年轻市长”周森锋遭遇全国媒体的集中追访时，他曾如此回应：“我的当选其实也是受益于国家对青年干部的政策。”这个颇为典型的官样回答，虽充满了外交辞令的意味，却也道出了中央调整干部建诊梯队格局的大趋势。     

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的犯罪故意分析

一、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的认识因素 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的主观方面属于犯罪故意，从内涵上分析，犯罪的故意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明知”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所讲的认识方面的因素：二是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希望”或“放任”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意志方面的因素。只有上述两个方面同时具备，犯罪故意才能得以认定。     

援助与纠纷解决:对印度“人民法庭”制度的考察

印度“人民法庭”为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能够接近司法提供了一个渠道.印度法律明确规定了它的组织机构、受案范围、经费来源和组织成员等.“人民法庭”具有受案范围较广、选择自愿、程序快捷、裁决终局、解决案件免费等特点,它既能对弱势群体予以法律援助也能减轻法院积案负担.鉴于印度“人民法庭”和我国人民调解有较大的相似性,其制度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层红头文件打架苦了谁

不久前，一则有关国家两部委关于《魔兽世界》（燃烧的远征）审批的行政执法权之争，引起了社会的热议。笔者在基层调研发现，类似《魔兽世界》背后权力之争的现象，在当前并非个案，尤其是基层“红头文件”打架屡见不鲜，暴露出行政部门权力范围不明确或利益调配不当等问题。这种“冲突”或“打架”，往往由普通群众或弱势群体埋单，值得警惕和防范。     

“80后”离婚：一对80后离婚车轮战

“80后”的婚姻，在法律专家眼里成了“易碎品”。这样的情形，更多地发生在“贫二代”和“富二代”两个人群中——不同的是，“贫二代”在离异时往往相互“推孩子”，“富二代”在散伙时则忙着“保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