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及其前景

20世纪90年代俄美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和合作与竞争期之后,两国在国际战略和地区问题及双边关系诸多领域矛盾和分歧叠现,相互之间的正面较量和冲突达到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程度。俄罗斯为维护自身安全,不得不调整其对美政策和安全战略:政治上强烈反对北约新战略及北约东扩;军事上加强防范和威慑力量;加强对独联体外交力度,对东欧国家“诱压并举”;以战略伙伴关系拉紧亚太重点国家;调整俄罗斯安全战略。未来的俄美关系中战略利益的冲撞还会增多,但由于对抗有损两国的根本利益,加之俄美互有需求,俄无力和无意与美全面对抗,俄美关系将呈现斗争与合作相互交织的基本态势。     

蒙古国多元外交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冷战后蒙古基于国家利益考虑,确立了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其中,与俄中两国的关系、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及与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构成了蒙古外交格局的三个不同层次,即与俄中两大邻国保持"等距离"关系是其外交格局的基础;与"第三邻国"发展双边关系,确立外交格局的"多支点";参与各层次的国际机制,谋求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再保障"。蒙古的多元、平衡外交对地区格局的影响较为复杂,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加以考虑的。     

乌克兰困局:俄罗斯外交的延续性与断裂性

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再到今日俄罗斯,基于东欧地理环境的地缘政治困境贯穿古今,一直是历代俄罗斯国家难以解决的外交战略问题。相比沙俄和苏联,今日俄罗斯面对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压力,这一问题更为凸显。俄罗斯外交战略问题延续性的另一面是外交政策工具的断裂性。面对东欧的地缘政治困境,今日俄罗斯既无法沿用沙俄和苏联时代的普世性外交政策工具,又无力构建感召力可与欧盟相提并论的区域合作机制。战略问题的延续性和政策工具的断裂性相互交织,形成恶性循环的外交悖论,使俄罗斯陷入当前的乌克兰困局。为缓解因乌克兰"脱俄入欧"而加剧的地缘政治困境,迫于普世性政策工具的缺失,俄罗斯只能基于军事实力奉行个体利益导向鲜明的强硬外交。然而,这种强硬外交不仅无法有效缓解俄在东欧的地缘政治困境,而且很可能导致俄在更多领域的利益受损。归根结底,无论乌克兰现实形势如何演变,俄罗斯唯有克服延续性与断裂性的外交悖论,才可能彻底走出乌克兰困局。     

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理念的知识谱系和研究议程

创造性介入是中国外交转型研究中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思路。在诸多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中,创造性介入理念提出了完整的知识框架,包括概念界定、案例支持和理论根源以及未来场景设想等。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转型研究可以深入和深化创造性介入的实证研究,诸如介入的类型学、介入的标准和成效评估、中国外交对外介入问题中的利益、伦理以及政治等问题的平衡,同时也包括时间节点问题的研究。基于中国外交转型的实践归纳,可以提炼和总结中国外交行为模式及其规律,有利于创造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四重维度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世界潮流、思想理念、国际关系模式以及外交战略等几个不同的层面,展现出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内涵,构建起具有内在逻辑的、系统的思想框架,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新理念和外交实践中的新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潮流的新认知、对21世纪国际关系模式的新主张以及对全球治理时代国际秩序的新思考,它既符合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平融入国际秩序的内在需求,又体现了当代中国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责任,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是从改变自己、改变地区到改变世界,理论本质是基于全人类利益相关与命运相连的立场,表达出一种旨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体意识。     

战略关键期的中国外交大转型:动因、任务与特色

当一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而使其既定外交政策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时,该国外交就必须进行转型与调整。21世纪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了战略关键期,中国外交必须因时而变。中国外交大转型具有特定的"中国动因"。中国外交大转型的"中国任务"是由特殊历史境遇与现实国情共同决定的,需要在外交指导思想、外交目标、外交服务对象、外交形态与外交机制等方面做出调整。但与历次外交转型不同,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面对国际安全新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诸多挑战,中国外交急需转型,中国政府急欲转型,但转型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国内的全面改革。     

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文化一直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会对一国的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直接影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民族特色也存在差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多具备了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中国外交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构建和完善外交话语体系的任务。在崛起过程中,人们通常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的诸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导致很多误解和误读。而本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对中国的道路观、国家观、秩序观、交往观和价值观进行系统梳理,诠释它们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和逻辑关联,是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把中国知识拓展为世界知识的必然选择。     

省级政府间合作:实现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基于竞合博弈和产业前景的SWOT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在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如何在这一背景下实现中部地区的崛起和发展,本文用竞合博弈模型和SWOT分析法得知,基于主导利益的相关性和互补性,省级政府间实现合作更有利于中部地区的长远发展,建立起政府间合作机制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并提出了中部崛起下省级政府间实现合作的路径选择。     

中日关系演变与习近平对日外交战略

中日关系,向来是中国所面对的重要而复杂的双边关系与周边关系之一,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居于重要位置。面对中日关系的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同志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高度不断进行新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对日外交的新理念、新路径,从而形成了习近平对日外交战略。它既是中国对日外交的总体安排,也是指导方针。     

失衡与再平衡——试论当前我国亚太安全困局与战略调整

当下,中国在西太平洋范围内面临周边国家愈益严峻的挑战。中国的亚太战略空间遭受域内外国家不断挤压的政治情势日趋凸显。然而长远观之,当下中国面临的亚太安全困境同中国下一阶段的崛起是相伴随的,换言之,一定程度的被动局面为促使中国亚太战略的优化与重组,进而维护与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留置了广阔的战略空间。     

未来十年中俄关系发展前景

未来5-10年,是中国落实"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俄罗斯国力振兴、重新崛起的重要阶段,中俄关系正面临全新调整,并将不断走向深化.明确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是保障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维护中国安全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段里,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在于进一步巩固中俄两国的安全信任,拓展中俄两国的安全合作,确保中国北疆的长治久安;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坚持走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之路,进一步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最大限度地利用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制订共同战略,争取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大国性外交:中国地区崛起进程中的主题与实践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主要的时代特征当属于大国性,这种大国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一个历史进程,大国外交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时代主题特征,大国外交伴随着大国崛起进程对当下以及今后中国外交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理解新形势下中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外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寻找中国外交大国性的重点布局以及主题实践。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实践来看,周边地区是中国崛起的主要战略依托,并依此重点以经济外交为主要着力点,构建中国在地区崛起的大国秩序。     

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

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分析方法中,体系结构分析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解释框架,但是既有的结构分析大都以中国无法影响体系格局为理论前提展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因实力地位崛起逐步成为可能推动国际体系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随之逐步显现,如何缓解崛起困境,即化解既要维持国家实力上升,又要尽可能降低体系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成为中国外交难以回避的重要难题。本文尝试将崛起困境引入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中的体系结构框架,考察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原因和战略效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东亚政策的实践表明,以崛起困境为线索的体系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能够较好地说明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政策措施、调整动因和政策效用。     

中东剧变下的中国外交——利益与政策的视角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定位以及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主要是经济发展利益,而非地缘政治利益。中国在应对中东剧变中既坚持了中国外交的原则性立场,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又采取了符合实际需要的灵活性方法,有力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东变局是对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考验,更是一次重要提升。     

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演变及实质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将直接影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关系也是当前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领域的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建交以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受时代发展、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不断演变,但一直以来美国都将人权外交作为分化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维持其霸权体系的重要手段。     

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

作为大国的一种对外战略调整行为,战略收缩既具有以节约战略成本来缓解国际压力的传统内涵,又具有积蓄和集中战略资源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积极面向。根据战略资源集中程度、竞争对手数目变化、强硬手段运用等指标,崛起国也有可能实施必要的战略收缩。作为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崛起大国,1920—1927年的日本与1953—1960年的苏联都曾短期推行过成效显著的战略收缩,却都在不久后骤然逆转为战略扩张。超越对战略收缩弊端、崛起失败原因、过度扩张根源等问题的既有讨论,可从战略收缩本身的内在风险中寻找崛起国类似战略调整自我蜕化的机理。具体而言,日本和苏联重塑大国协调的努力虽然缓解了体系压力,却无法消减对手的威胁认知。专注于经营周边的谋划虽然改善了安全环境,却难以塑造自身的国际权威。推行国内改革的举措虽然开启了战略竞争模式转型之路,却因弥补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需求而转变为自我加剧国际竞争烈度的短视行为,以致发生战略收缩的悲剧性逆转。如何化解战略收缩的内在风险,使其助益于大国持续崛起,将是旨在主动创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崛起大国务须深思的课题。     

韩国的东南亚外交：目标、手段及其启示

早期韩国外交囿于东北亚区域,但近年来,韩国日益以中等强国的进取姿态,试图超越东北亚外交的局限,向亚洲乃至全球层面扩展影响力。其中,东南亚已上升为韩国外交的战略区域。以经济利益为重心,韩国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拓展安全合作,提供发展援助,推动环境和文化外交,全面追求其在东南亚的政策目标。韩国外交的这一态势,会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     

一次中俄关系会谈的回忆--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

苏联解体后,根据邓小平外交思想,处理中俄关系要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干涉内政、尊重俄罗斯人民的选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关系.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俄谈判,顺利达成协议,解决了中苏关系的继承问题.     

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的重合与排异——兼论中国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

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斗争引起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大国关系的调整及缓和源于大国安全观念的变化.尽管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也有较多利益交汇与重合.这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也为中国积累了新的外交资源.中国可着力于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扩大"两个利益"间的共同点,同时,缩小并弥合分歧,从根本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