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一项初步的尝试

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脱节。文章拟就构建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作出初步的尝试。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核心挑战是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与国家各类政治、经济、外交目标之间的不匹配,据此从当前中国国情出发,可以把经济外交定义为“财富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以此为前提,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的内核是实现财富与权力相互转化的战略与机制,挂钩、互惠等转化战略以及高层战略对话等机制至关重要。未来中国经济外交理论研究的四个方向,分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大国经济外交、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外交和基于中华文明的经济外交。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理论

本文主要论述外交决策理论的内涵、冷战后亟待解决的国际秩序论和中国应该选择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文章认为,外交决策理论应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国家定位与国家核心利益等问题。冷战后世界向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冷战后世界两大主题没有变,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的国家定位应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台湾问题都属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前应建设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中国的外交战略宜提出“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为好。     

日本对非政府开发援助述评:外交战略的视角

经济外交是日本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强项,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外交传递价值观和实施外交政策的载体与积极手段,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随着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的变化,日本外交目标与战略视野逐步超出亚洲地区而扩至全球,日本ODA的核心理念也发生转变,战略援助成分增加,作为综合安保的手段,与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直接挂钩.日本对非援助外交经历了从重亚轻非到经援铺路、政经并举挺进非洲的演变过程,具有保持与国际援助潮流同步、牵制中国对非外交、保障能源资源供给战略安全、谋求实现“入常”政治大国梦等方面的政策意义,是考察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     

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定位：影响因素及动态分析

外交的国际定位,是一定时期内一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或位置的基本看法和评估。历史、国内、国际、个人等层次都是分析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定位的形成与嬗变的关键影响因素。将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纳入对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定位衍变的诠释中,并以此将整个1949年后的中国外交历史贯穿起来,可以总结出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定位的变化特点是:历史上的大国情结与现实物质力量相对薄弱的矛盾始终存在;由结盟外交转向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由体系外革命性国家转向体系内现状性国家;强意识形态转向弱意识形态;理想化、传统化转向务实化、国家化。     

浅析新中国外交理念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外交理念经历了五大变化 ,包括外交从受意识形态制约转向按国家利益要求选择对外政策 ;从反体系外交转向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 ;从简单地按敌我友划线制定对外政策转向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 ;从在美苏两超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转向独立自主 ;从以政治、军事安全为外交主要任务转向重视经济外交等     

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

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分析方法中,体系结构分析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解释框架,但是既有的结构分析大都以中国无法影响体系格局为理论前提展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因实力地位崛起逐步成为可能推动国际体系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随之逐步显现,如何缓解崛起困境,即化解既要维持国家实力上升,又要尽可能降低体系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成为中国外交难以回避的重要难题。本文尝试将崛起困境引入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中的体系结构框架,考察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原因和战略效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东亚政策的实践表明,以崛起困境为线索的体系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能够较好地说明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政策措施、调整动因和政策效用。     

论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

“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特点。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国内治理模式和执政理念的变草，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国家中心主义到关切公民个体权益的战略转变。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国家利益结构的调整、世界潮流的转向是以人为本外交思想提出的重要背景；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利益、依靠人的力量是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中国政府在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实践，不仅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现代化。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和国内公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我们需要更加坚持并完善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     

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     

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文化一直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会对一国的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直接影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民族特色也存在差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多具备了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中国外交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构建和完善外交话语体系的任务。在崛起过程中,人们通常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的诸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导致很多误解和误读。而本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对中国的道路观、国家观、秩序观、交往观和价值观进行系统梳理,诠释它们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和逻辑关联,是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把中国知识拓展为世界知识的必然选择。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中国崛起过程中与东盟国家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关系自2009年开始出现波动。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可能改变地区权力结构从而形成不利于己局面的恐惧,是其试图借重美国的重要原因。地区二元格局加强了东盟国家"两面下注"的外交选择。中国需确立前瞻性、延续性的外交战略,在外交实践上,注重使中国发展惠及东盟各国人民,增强社会层面对中国的认同感,提高国家层次对中国的信任度。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环境外交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外交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当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顶层设计有道、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环境合作的愿望强烈、技术和项目等方面现实需求的存在及拥有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中国环境外交被赋予了大量契机。不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进环境外交仍存在一些困境,表现在政策的多元化、脆弱不均的环境现状及地缘政治的挑战。为此,中国可以从完善环境政策体系、深化环境合作机制、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及发挥传媒优势四个维度加以应对。     

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

独联体是欧盟周边外交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对独联体政策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地区实践，其目标是要把独联体国家纳入冷战后欧洲新的安全和经济体系。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欧盟将独联体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构建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对独联体政策框架。进入新世纪后，欧盟的独联体政策出现调整，开始对独联体国家奉行有区别的政策，重点加强了同独联体内邻国的关系。2009年推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标志着欧盟的独联体政策调整进一步深化，也反映出其加强了对俄罗斯防范与竞争的一面。该计划启动后困难重重，折射出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多重困境，而核心症结就在于欧俄地缘战略竞争的加剧。     

江泽民对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战略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 :实施全方位外交 ,注重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建设性关系 ,推动多极化进程 ,增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     

新时期中国立足形势变化运筹周边外交的几点思考

周边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和优先方向。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对中国围堵施压,周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我国周边各个方向都面临复杂的外交形势。新形势下运筹周边外交,关键是处理好与世界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前提是增强同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顺应世界潮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为抓手,促进国家间密切联系,并切实提高我国综合实力,这是周边外交深入开展的根本。     

澳大利亚百年对外关系史简析

澳大利亚建国一百年来 ,其对外关系史经历了“英国中心主义”时期、“美国中心主义”时期和“相对独立主义”时期三大阶段 ;其外交理念也表现出三个重要的变化 :国家实力的自身定位从依附世界强权的弱小国家到中等强国的变化、外交思想从孤立主义思想到联盟集体安全观念的变化、国家身份的自我定位从西方白人国家到尝试向亚洲国家转变的变化。影响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国际因素主要有国际大环境的巨变和盟友政策的变化两方面 ;国内因素则主要包括经济利益需求因素、政党与选举因素和决策者个人因素三方面。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从结盟到不结盟

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埋葬了旧中国备受欺凌的屈辱外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但在外交战略上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即毛泽东时代结盟的外交战略和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结盟和不结盟的外交战略都是从特定时期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本身的综合国力和出发作出的正确选择,都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要学习两位划时代的伟人在制定外交战略中所体现出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科学地分析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思想方法,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以国力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