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战略性对外援助：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

从国际政治属性、国家利益取向和对外政策工具等三个层面,现实主义理论剖析了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援助,并初步阐述了“战略性对外援助”的政策意义。美国的对外援助具有战略性援助的典型特征,但随着对外援助的多元化发展,美国的对外援助形成了多元化的新格局,对外援助的变化体现了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援助权力的转移。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与美国外交谎言——兼及发展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

2016年的美国大选凸显了谎言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研究美国外交谎言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尔斯海默将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国际政治谎言分为国家间谎言、兜售恐惧、战略掩盖、民族主义谎言和自由主义谎言等五种,为研究美国外交谎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分类并未建立在明确连贯的统一标准之上,因此,本文提出"战略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美国外交谎言分为战略谎言与自由主义谎言两大类别,以主要的历史实例为支撑,挖掘其中蕴含的战略逻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运行方式的错位、外交决策透明与保密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理论力量的消长、国内观众成本、社交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侵蚀是导致美国外交谎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交谎言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深层逻辑,夯实中美关系的认知基础,推动中美双方以诚相待、客观看待彼此意图,真正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澳大利亚百年对外关系史简析

澳大利亚建国一百年来 ,其对外关系史经历了“英国中心主义”时期、“美国中心主义”时期和“相对独立主义”时期三大阶段 ;其外交理念也表现出三个重要的变化 :国家实力的自身定位从依附世界强权的弱小国家到中等强国的变化、外交思想从孤立主义思想到联盟集体安全观念的变化、国家身份的自我定位从西方白人国家到尝试向亚洲国家转变的变化。影响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国际因素主要有国际大环境的巨变和盟友政策的变化两方面 ;国内因素则主要包括经济利益需求因素、政党与选举因素和决策者个人因素三方面。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对外经济政策分析的国家主义视角:缘起与流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中主要的研究范式之一,国家主义将国家带入了对外经济政策分析的中心。由于对"国家"概念界定的不同,国家主义包括三种不同的理论路径:单一国家路径、国内结构路径和制度路径。本文在梳理代表性文献的基础上,辨析和比较了这些不同路径的主要命题,指出了它们相互融合的基础,并揭示了国家主义理论对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意义。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风险,而经济上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回顾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看出,相互依存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的下降,从而极大缩减战略选项,甚至在一些关键节点不得不诉诸战略冒险。中国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略自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自主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对外关系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其对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自汉代以来,中华民族就与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有了正式的往来。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官方的交往,也有民间的往来,既有和平友好相处,也出现过敌对状态和战争。因此,对外关系及其政策就成为制约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与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或促进、或阻碍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政党体制转型与日本对外政策

文章基于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具体内涵,阐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深刻影响:总保守化引发对外政策的右倾,推动了1990年代中后期日美同盟的强化,并导致对外政策偏重意识形态考量;自民党、民主党两大政党的对外政策不断趋同,二者在有关政策的实施路径与方式上存有分歧,且并不限于两党之间,还存于两党之内;自民党政权框架下对外政策决定的“政治主导”色彩整体上得到强化,但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则对对外政策决定产生较多消极影响;内阁更迭,有利于对外政策的理性调整,虽不大可能极端改变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但过度频繁的内阁更迭必将损害对外政策的实施,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能否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满足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正确抉择的内在需求,值得关注.     

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兴起的国家本体安全研究提供了理解身份与对外政策关系的新视角。本文旨在评介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探索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身份稳定的本体安全是国家的需要,情感是连接这一需要与对外政策的中间动力机制。信心或焦虑、尊严或羞耻等动机性情感推动各国政府选择强化和巩固身份的对外政策。本体安全理论揭示了国家行动的习惯性和情感性逻辑,启发我们制定合理的身份管理战略和国际话语战略。     

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

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需要结合国别对外政策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更需要纳入到国际比较外交政策研究之中。针对两者的相互需求,本文以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中的官僚政治模式为例,梳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途径,探讨以西方对外关系实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模式,及其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时所应注意的问题。不管是建设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两者之间的结合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冷战初期苏联的对外战略评析

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47年的两年间,由于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的对外战略随之进行调整,即从"积极防御战略"向有限扩张战略转变。这种战略转变加剧了美苏的权力竞争和利益争夺。     

浅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对外政策分析

对外政策研究,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决策分析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兴趣,并成为政府机构确定其对外战略和预测别国政府行为的重要依据。西方学者认为对外政策是国家用来处理它同边界以外的世界,特别是同其它国家的关系的原则和实践;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手段,是国家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时对待它国的行动进程。它涉及政府机关的决策行为及该国对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反映,也涉及决策者与国内政治的相互作用。对外政策是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     

海外利益的保护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中国如何保护其海外利益问题自然被提上对外政策的议程.海外利益在整个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推动外交政策转变的动力因素,既来自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更来自于国内结构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发展以及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     

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当前，身份政治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土耳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复杂身份认同，并在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层面形成身份政治的矛盾困境。从超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存在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即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使其时常陷入超国家认同的迷思，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在国家层面，土耳其长期受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对矛盾认同的困扰，以世俗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土耳其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作为西方盟友的土耳其又难以彻底融入西方，始终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困境。从次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存在矛盾，以库尔德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甚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给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因冲突外溢而影响地区安全，阻碍土耳其入盟谈判和融入西方的进程。总之，多层次的身份认同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战略面临深刻的身份政治困境。     

邓小平的对外党际关系观

在当代,政党政治是世界各国最普遍、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作为国内、国际上重要政治力量的政党,它们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执政党之间的交往,会给国家关系带来重大的影响。良好的党际关系,既是建立良好的国家关系的必然要求,又能促进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相反,政党之间,特别是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会影响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党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注重发展同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对外党际关系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在对外交往的实践中,在不断总结党际交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形…     

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特征、成就和启示

新中国过渡时期(1949-1956)对外经济开放的重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从苏联和东欧不断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初步建立了中国的工业化体系,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给我们诸多历史启示:对外经济开放是历史发展趋势,是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对外经济开放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还要保持对外国资本的警惕,稳中求进;对外经济开放要处理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对外经济开放要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经济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后,我国集中于亚非地区以资源获取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发达国家和二、三产业的占比迅速增长。金融危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提供重要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上,我国以货币互换为契机,积极推进金融业对外扩展,具有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并行的能力,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不同之处。着眼未来,我国须加快国际金融网络建设,重点以产业链为依托,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舆论调查数据逐渐增多,以及新生代学者的出现,中国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以国内学者的三篇近作为代表展开分析,发现相应的研究具有三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即舆论与政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普通民众的对外政策舆论是有序的,舆论调查是一种有效测量政治态度的工具。由于学科发展的滞后以及缺少调查数据,目前国内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仍面临诸多亟须解决的难题:数据驱动的研究,内在效度,外在效度,以及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脱节。从长远来看,加强有中国视角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需要长期的多元化的调查数据储备,而在短期内大样本调查数据不能获得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易得群体的样本,灵活采用不同的调查设计,开展一些小样本研究,这可能是今后几年国内学者可以尝试的科研路径。     

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外援助在二战后呈现出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对外援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适用于对外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对外援助行为的国际条约以及指导对外援助实践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决议三类,这三类法律文件构成了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对外援助因理念和原则不同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援助,在对外援助领域独树一帜,但是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实践者和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政府应依据国际法律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制定和完善对外援助国内专门立法;重视并积极推动对外援助国际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