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世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路径探索——以全球化和中国身份变化为视角

全球化与中国身份变化共同演进是21世纪中国生存与发展必须立足的基本现实、必须面对的重大考验和必须适应的根本变更。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安全环境、国家问安全利益关系以及安全维护模式；中国的崛起亦使得自身的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以及寻求安全的战略观念有别以往。构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应以此为路径，在战略方针拓展、战略能力发展和对外战略选择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当前，身份政治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土耳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复杂身份认同，并在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层面形成身份政治的矛盾困境。从超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存在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即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使其时常陷入超国家认同的迷思，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在国家层面，土耳其长期受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对矛盾认同的困扰，以世俗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土耳其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作为西方盟友的土耳其又难以彻底融入西方，始终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困境。从次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存在矛盾，以库尔德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甚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给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因冲突外溢而影响地区安全，阻碍土耳其入盟谈判和融入西方的进程。总之，多层次的身份认同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战略面临深刻的身份政治困境。     

公共政策与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

政治经济学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国家能够影响本国企业国际化的行为,从而使得作为一项经济活动的企业跨国投资并不完全遵循市场的逻辑.在中国的语境下怎样检验这一假定?通过分析中国“走出去”战略下的政策变革及其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文章认为,公共政策和企业对公共政策的反应共同塑造着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特性.“走出去”战略及相关政策创新构成企业对外投资赖以凭借的国家专有优势,国家已然成为企业“走出去”的强有力联盟;而中国政治经济的转型性质,也决定着企业需要对不断变化的制度框架做出持续反应,企业通常通过自身战略的调整来满足政府的政策要求或规避制度约束,这是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呈现独特市场表现的重要根源.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

对他国国家身份的认知是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战略的主要关系变量。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其演变方向总体趋于积极。这一变化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虽然遇到了诸多困境,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评估两国关系时,这一要素不应忽视。     

从“狐狸”到朋友:198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政策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对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五个国家的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将此五国称为"东欧五国",这是基于当时的地缘政治和中国对外政策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概念,它被当时的对外政策部门用来界定其研究和实施专门的政策,这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些特点。通过建立分析框架和揭示该时期中国有关政策的演变过程,表明中国对一些国家政策的变化主要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转变的结果,并不是或主要不取决于中国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的状况。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共犯与身份问题探析

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刑法典对共犯和身份进行了规定 ,但中国刑法总则只对共犯进行了界定 ,而没有对共犯与身份进行界定 ,只在刑法的分则和司法解释中涉及到了身份问题 ,就国内著作或理论中 ,就共犯和身份问题的探讨较对其他刑法问题的探讨也较少 ,本文作者从身份 ,真正的身份犯与共犯 ,不纯正的身份犯 ,共犯与消极身份犯进行了探析。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

世界政治是关于身份建构的政治。对于行为体如何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施动性,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在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社会化者借助强势地位,通过军事强制、利益奖惩、规范传授等机制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而受到安全、利益和行为适当性的驱动,被社会化者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者内化给定的身份。无论是社会化者还是被社会化者,行为体的施动性表现为对结构的强化性再造。而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行为体不分强弱,同样都可以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身份建构是集体自尊驱动下的自主过程。社会竞争、社会创造和社会流动是常用的身份建构战略。行为体的施动性使结构变革成为可能。在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了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     

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进程分析

中国特色的实践理论把西方的"实践转向"与中国的实践学说结合起来,以实践逻辑为中介,建立起"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用于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的分析。中国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外资源条件的推动下,发起了以话语实践、创新实践和联盟实践为主的创建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凝聚了创建金砖国家机制和中国作为平等成员国参与合作并开展集体行动的共识,这一共识经过金砖国家机制加以确认,赋予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全新集体身份——拥有平等权利和对等义务的金砖国家机制创始成员国,并且随着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这一身份不断充实和深化。中国利用这一新的集体身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新作用,对国际体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三重逻辑——以党的二十大报告第11部分为中心展开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11部分以专章形式对国家安全作出阐述，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彰显出深刻的战略逻辑、制度逻辑、善治逻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谋划国家安全，贯穿统筹发展和安全治国理政重大原则，强调对安全风险的防范化解，体现了战略逻辑；强调重点领域和重大事项的制度化，推进国家安全法治、战略、政策等方面的体系化，注重国家安全政策制度落地实施的机制化，体现了制度逻辑；在明确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的基础上，融入善治精神目标，体现了善治逻辑。三重逻辑对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西方的国家利益理论:历史与现状

对国家利益的关注或对国家主权之界定，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和政治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课题。国家利益和主权概念，往往是一个国家确定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理论依据。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国际事务有正确判断和正确行动。因此，弄清国家利益和主权概念的历史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对西方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理论的演化，以及当代世界政治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和逻辑的考察     

美国“黩武主义”探源

美国"新黩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是21世纪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政策,美国"黩武主义"对内把战争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对外把武力作为重要政策工具。其具体表现为长期维持着最庞大的军事机器(包括超强军力水平、广泛海外军事存在和庞大国防体制)、最为频繁地发动或卷入对外战争、始终把武备置于安全战略首位。美国"黩武主义"并非新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和经济—社会根源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传统,在美国两党中都有众多拥趸。美国"黩武主义"虽然面临各种内外制约因素,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形式和实际影响不尽相同,但当今国际安全格局的单极性质,是其随时可能重新抬头的基本条件。     

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及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进一步显性化,贸易安全化甚至替代贸易自由化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以服务于其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美国贸易安全化转型的深层原因,是其主导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已经不能保障其实现霸权利益,反而使其在国内外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因此,美国需要打破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制约,重构国内经济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以重新整固美国霸权利益,而贸易安全化就成为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选择。美国重构世界贸易体系的逻辑已经从经济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在实施路径上,美国在国内外推动形成了对华战略竞争统一战线,对中国强化进攻性的单边主义政策,对盟友重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政策。美国的贸易政策安全化使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了一个失序的时代,中美在先进技术和关键供应链领域的脱钩已经不可避免,世界可能形成“等级化”的市场和规则体系。     

俄罗斯欧亚主义哲学及其对华安全理念—地缘政治视角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受其战略文化的指引，它同中国的安全关系受其民族文化和外交哲学的影响。俄罗斯在其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选择上，常常受到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这些思潮成为指导俄罗斯对外战略选择的重要哲学理念。冷战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摆和波动之后，相对折中的欧亚主义在俄罗斯政府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中占据优势地位，俄政府开始把中国作为一个对俄罗斯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对待，强调同中国的安全合作，这对俄中双方带来了共同的安全利益。     

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变革——以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为背景

对外援助作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工具,其政策演进受制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全球安全环境新趋势和新挑战的研判,奥巴马政府把“巧实力”作为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美国进一步提升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新的援助倡议,加强在援助政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跨机构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对外援助的战略功能.美国对外援助存在目标分散、机构众多、项目庞杂等问题,这些是其有效发挥战略功能的主要制约因素,而在现有援助架构下,难以得到有效改观.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法律化水平、缔约国身份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应——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双边投资协定是当前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主导性国际制度,中国也已成为这类协定的最大缔约国之一,然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构建进一步的理论机制加以澄清。基于中国2003年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签订和实施双边投资协定本身并未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投资促进效应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制度设计中的法律化水平。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若双方签署的协定条款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水平较低,则通常意味着无法有效提供可信的承诺,难以促进中国投资者赴该国投资。二是缔约国身份的代际变迁,即由资本输入国到输出国的转变。最早签署协定时,中国更多地是把东道国作为缔约国身份,将外国投资"引进来"视为主要目标。不过自"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母国作为其缔约国身份,故此后形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定量检验的基础上,对捷克与斯洛伐克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时期的比较案例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察。这些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同质化假定,揭示了国际合作中制度设计与缔约国身份的重要影响,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演化路径和发展方向。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与美国外交谎言——兼及发展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

2016年的美国大选凸显了谎言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研究美国外交谎言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尔斯海默将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国际政治谎言分为国家间谎言、兜售恐惧、战略掩盖、民族主义谎言和自由主义谎言等五种,为研究美国外交谎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分类并未建立在明确连贯的统一标准之上,因此,本文提出"战略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美国外交谎言分为战略谎言与自由主义谎言两大类别,以主要的历史实例为支撑,挖掘其中蕴含的战略逻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运行方式的错位、外交决策透明与保密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理论力量的消长、国内观众成本、社交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侵蚀是导致美国外交谎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交谎言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深层逻辑,夯实中美关系的认知基础,推动中美双方以诚相待、客观看待彼此意图,真正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一国能够满足其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主权国家制定其对外政策的根本性影响因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对中国外交工作进行谋划布局,对外工作日益凸显出中国特色、中国风范和中国胸怀。习近平国家利益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习近平的国家利益观中,首先强烈凸显了国家主权安全这一国家核心利益;其次,当前中国外交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最后,实现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和发展,强调中国责任担当,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