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外交方式的演进

从二战后的多边外交、首脑外交、公共外交到冷战后的经济外交、预防性外交，外交方式的演进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尽管任何一种外交方式都并非尽善尽美，但它们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一体化以及国际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浅析冷战后中国的外交危机管理决策

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危机管理任务日渐复杂繁重,引起了相关政策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吸收传统危机管理思想和建国以来外交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当前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高效有序的体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并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后应该进一步明确外交危机管理决策的意识,健全体制、机制和法制,加强思想和理论创新,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危机外交决策的新思路、新方法。     

东盟地区论坛与预防性外交

预防性外交是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中的新课题，也是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的一个　重要发展阶段。近年来，ＡＲＦ在致力于建立信任措施的同时，已展开对预防性外交的研究与　探讨。尽管ＡＲＦ成员在预防性外交的干预性和机制化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为保持ＡＲＦ的　发展势头，经磋商与妥协，各方开始在一些方面达成初步共识。２００１年通过的《ＡＲＦ预防性　外交的概念和原则》等文件，正是这些初步共识的体现。     

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制性外交

强制性外交是以武力为后盾，旨在要求被强制方终止或采取某种行为的外交方式。对强制方来说，强制性外交虽呈现出强烈的防御性质，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取向。冷战后美国的霸权意识推动其在中东地区更倾向于实施强制性外交。本文结合利比亚与伊朗的核问题，分析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强制性外交的运作特点与效用。为了巩固自己在中东的安全利益及战略强势，美国利用强制性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遇到了诸多难题，尚未从根本上奏效。     

危机公共外交初探

危机公共外交指国际行为体在已经或者可能即将处于危机状态的情况下,通过应急的公共外交,树立正面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以化解其不利影响,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它有着突发紧迫性、利害重大性和灵活敏感性三大核心特征。在一个全球危机多发的年代,危机公共外交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不仅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就发展方向而言,危机公共外交将走向经常化,与其他外交手段进一步相互配合,其操作方式、主要对象和功能都在发生转型。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力推与阿基诺三世不同的"独立外交".杜特尔特的外交调整旨在维护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和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是其基于个人因素与对菲律宾国家实力、国际环境认知和判断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措施.杜特尔特政府对外交的大幅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缓和了南海局势,促进中菲关系的全面恢复和发展;菲美军事关系遭到伤害并削弱了菲美政治信任;产生一系列溢出效应.杜特尔特政府外交调整的前景是实行大国再平衡政策和南海局势暂时缓解.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也面临着一系列限制因素,存在不确定性.中国要抓住此次利好战略机遇期,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在南海问题上切实践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与东南亚地区建立"命运共同体".     

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

过去六年中,奥巴马政府经历并处理了反恐战争、重返亚太、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朝核和伊核、核安全等诸多重大外交安全问题,奥巴马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外交安全政策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此即奥巴马主义:谨慎使用武力,拒绝人道主义干预;善用美国影响,倚重多边外交;管控危机而非解决危机;分清轻重缓急,优化资源配置。美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认知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趋于"厌战"和"内向"的国内公众舆论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优先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外交则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内政治背景。奥巴马主义所展现出的战略收缩或者战略克制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它也同样引发了美国国内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究其实质,奥巴马主义可谓美国适应国际政治新常态的战略调适,其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蒙古国多元外交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冷战后蒙古基于国家利益考虑,确立了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其中,与俄中两国的关系、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及与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构成了蒙古外交格局的三个不同层次,即与俄中两大邻国保持"等距离"关系是其外交格局的基础;与"第三邻国"发展双边关系,确立外交格局的"多支点";参与各层次的国际机制,谋求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再保障"。蒙古的多元、平衡外交对地区格局的影响较为复杂,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加以考虑的。     

试析美国对外政策的均势策略

均势策略是美国为维护和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对同盟国、敌对国或潜在的挑战国通常采用的策略,其具体策略主要包括均势外交、矛盾外交和可控的矛盾外交。这些具体手段在美国对华外交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巴以问题的政策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韩国的东南亚外交：目标、手段及其启示

早期韩国外交囿于东北亚区域,但近年来,韩国日益以中等强国的进取姿态,试图超越东北亚外交的局限,向亚洲乃至全球层面扩展影响力。其中,东南亚已上升为韩国外交的战略区域。以经济利益为重心,韩国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拓展安全合作,提供发展援助,推动环境和文化外交,全面追求其在东南亚的政策目标。韩国外交的这一态势,会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     

浅析新中国外交理念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外交理念经历了五大变化 ,包括外交从受意识形态制约转向按国家利益要求选择对外政策 ;从反体系外交转向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 ;从简单地按敌我友划线制定对外政策转向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 ;从在美苏两超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转向独立自主 ;从以政治、军事安全为外交主要任务转向重视经济外交等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中国外交三十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

本文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进步与转型的一种评估。作者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外交正在形成静悄悄的革命,其演进方向与全球进步的潮流是一致的,即:更加慎重的军事力量的使用;更加看重市场和贸易的因素;更多介入国际组织和法律的制订与实施过程;更加注意外交学习和制度创新;也更加强调外交为民服务和以人为本的宗旨。同时,作者指出了需要改进和加强的一些地方,如:"和谐世界"理念的落实问题;对外部批评的某些态度问题;应对复杂的主权纠纷时的不足问题;外交服务对象多重性的平衡问题;相对美国而言外交应对机制的单薄问题;资源的有限性与涉外安全需求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现象;以及外交公信力研讨上的不足;等等。作者在看好中国外交转型的前景的同时,指出了这种转型的任重道远。     

全球气候外交的兴起

气候外交是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全球治理行动。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国际外交议事日程,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博弈的新焦点。不同于其他外交活动,全球气候外交有其自身的成因和特点。当前的全球气候外交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和权力之争以及谈判和执行的“双重难题”等因素的制约。全球气候外交及其困境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的权限与责任,积极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寻求积极、有效的全球共治范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力争应有的国际气候话语权。     

首脑外交视角下的朝美关系浅论

由于科技的进步为首脑外交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首脑会晤更有利于直接推动提出和达成有关解决地区危机方案的措施。从朝美首脑外交的历史背景来看,朝美陷入信任困局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冲突与实力不均等所产生的权力博弈。随着半岛局势不断升级,以无核化为目标的朝美外交活动意图突破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迄今为止,朝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举行了三次会谈——表明了朝美关系走向了新的阶段,但是依旧存在的信任困局阻碍了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发展。面对朝核问题,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要素是国家利益。尽管首脑外交在发展朝美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但也应当看到目前存在的不足与隐患,有必要对朝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及时总结经验,营造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平发展的环境。     

论江泽民新型政党外交观

江泽民作为我党第三代领导核心和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治家,以高远的战略视野,恢宏的全局谋划,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纵横捭阖地实践着新型政党外交方略。通过新型政党外交,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扩展国家关系领域;通过新型政党外交,跨越国家关系鸿沟,实现国家关系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新国家安全观"中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适时把经济因素注入政党外交领域,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在更高层面上丰富了国家关系内涵,维护了国家综合安全,提升了国家综合利益。     

人文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外交形态

作为除安全保障、经济发展之外的第三层面,人文交流历来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推进,各国都极大地提升了国际人文交流的战略重要性,在人文软实力领域展开了日益激烈的竞争,人文外交异军突起。尽管各国对人文外交的理解不同,但都高度重视人文因素在外交中的影响,并积极探索和推进人文与外交的结合。在这一潮流推动下,国内外学界对于人文外交的研究方兴未艾,提出了文化霸权论、文明冲突论、软实力论、文化安全论、话语权论等。为使一国文明永葆生机和活力,各国积极推出思想外交、文化外交、公民外交等多种形式的人文外交,促进了本国文明体系的革故鼎新,努力占领全球先进文明的战略制高点。     

澳大利亚的体育外交战略探析

体育外交作为公共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在促进各国人员往来和相互理解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正在受到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专门出台了《澳大利亚的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从促进体育交流、增加体育援助、发展体育产业、创新体育合作等方面,对本国的体育外交战略做出了细致规划。战略执行至今,在促进相关地区的社会发展、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作为世界体育大国,应充分借鉴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的成功经验,积极优化本国的体育外交战略,统筹利用本国的体育外交资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体系添砖加瓦。     

东盟气候外交的“小国联盟”外交逻辑及其功能性分析

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非传统安全观的提出、全球化的影响、全球治理的兴起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气候外交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多个层面积极开展起来。当前，全球气候外交呈现“群体化”趋势，在国际气候外交谈判中，大国集团处于主导地位，而小国集团尽管实力弱小，但在气候外交中展现出积极性和灵活性，争取最大的权益。东盟作为一个小国联盟，也顺应潮流，将气候问题提上东盟议程，通过东盟这一组织化形式参与气候谈判，使东南亚国家的呼声不被群体化格局所淹没。东盟气候外交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种形式。东盟各国具备“小国弱者”的特征，其气候外交遵循着特有的外交逻辑，即“东盟方式”与“权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