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处理中保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颁布赋予了政府应急处理的权力,有利于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但如果政府应急处理权力缺乏监督、不能合理合法地应用,则会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必须建立相应制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实行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对突发事件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有效地监督政府应急处理行为,更好地进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紧急状态下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政府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包括更多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力,在法治时代这种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理性规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是紧急状态立法的重要目的或价值取向之一;政府行使紧急权力要遵循一定的法治原则,而公民面对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除了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特别损失补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而获得有效的救济。     

科研人员的刑法定位:从宪法教义学视域的思考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认定之实质标准的"公务",是一个与公权力相关且体现行为的违法与责任程度的范畴。在宪法教义学视野下,权利与权力之间是互斥关系,解释者不能把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行为解释为犯罪,也不得将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行为界定为公权力。科研活动作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属于和公权力无关的范畴,公民使用科研经费即使与国家财产权的保护之间存在价值冲突,也不能因科研经费姓"公"而将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解释为从事公务,进而将科研人员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     

试论国家紧急行政权力的法治化

国家紧急行政权是一种非常态的环境下的权力，其行使对公民基本权利影响巨大。因此在法治社会中，要将其行使纳入法治的轨道，建立完善法律程序是国家肾急行政权力法治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分析

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政府长期以来单方面征强制行使征税权力，通过约柬政府的征税权来实现对统治权的控制则是宪政出现之后。”在公民社会中，任何人的行为和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尤其是政府行为——征税权。而国家税收的源泉就是公民的财产权，基于税收的国家公权力则是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分别作为国家的基本权力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具体的体现就在税费的征缴上，但是国家征税权的对公民财产无偿剥夺的强制性权力，常常造成二者在直接表象上显示为直接冲突。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是否契合的关键就是能否实现用税收法定原则来控制国家征税权这条基本路径。     

国家权力界限论

作者认为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而公民权利则不同,凡法律未明文禁止的,公民都有权利行使.在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同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的权力之间,凡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机构组织制度、国家根本经济制度政策和财政收支以及国防外交方面的内容,不宜由政府立法或决定,政府立法(法规)范围只限于授权立法和为实施法律立法以及有关纯粹行政管理事务的立法。本文还论述了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界限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限,     

论劳动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核心基本权利。它不仅保障公民有尊严的生活,而且也是公民行使其它基本权利的基础。本文对劳动权的基本权利属性进行了论述,指出劳动权作为核心基本权利,它不仅指获得工作与报酬的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权的内涵不断变化,它已经成为了以就业权为中心的不断丰富与发展的权利体系。     

行政应急权——应对突发事件的"双刃剑"

行政应急权是国家应对突发事件,救助紧急状况、战胜危机的根本保证。突发事件发生时,行政应急权因紧急状态而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力之上。对于如此强大的权力,其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威胁是不言自明的,如不加以控制,终将成为人类的另一个灾难。它是一把双刃剑,规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是突发事件法制研究的关键。     

建构我国宪政立法体系策议

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宪治国。实行民主宪政 ,必先制定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和有效监控政府权力的法律 ,并形成体系。要推进宪政立法 ,思想认识上要克服“五怕”的障碍。宪政立法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时 ,应注重公民基本权利不可侵犯等原则。     

论预算审批权的规范与运作——基于法治建构的考量

当前财政资金收入与支出所存在的乱局早已引发各方的关注.如何解决各种财政乱象,不仅关系国家机关的正常运作,更关系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设施,进而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追根溯源,当前的财政乱象源于预算审批权形式化所引发的政府财政执行权的权力制约机制缺失,政府在财政管理体制中一家独大.预算审批权是一项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权力,其行使的法律后果在于确立年度性财政收支的规范性依据,具有明显的权力属性.但此次《预算法》的修改并未关注到预算审批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未能构建预算审批权行使的全面规则体系,应当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前政府主导的预算管理模式.     

浅论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中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

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不能完全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对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宜由法律直接规定,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基本权利之外的其他管理事项,宜贯彻自治原则,可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和司法救济,以保证特别权力主体管理功能的发挥.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与限制原则

现代法治社会,权力须以权利为目的与归宿。不论是权力对权利的积极保护,还是权力对权利的消极限制,皆以人权保障为首要价值。国家基于对人性善恶、权利性质、公私权益的合理考量,获得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正当性;然循宪政之一般原理,其亦需划定自身权力行使的合法维度;惟其如此,方能实现宪政法治、人权的终极统一。     

试论政府与纳税人关系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组法律关系,政府与纳税人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税收效果。为了使政府正确行使国家税收权力以及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有必要对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厘清和定位。本文从国家税收权力基础理论角度论述了政府与纳税人关系的实质,并将这组关系定位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平等关系。     

当代我国财产与权利、权力之关系——结合相关资产负债表的研究

有必要在对归属已定财产做二元划分的基础上，具体揭示“公共财产转化为权力”和“个人财产转化为权利”的实现机理。政府预算支出直接由广义政府部门最终消费的部分生成权力，而回到居民部门并由其最终消费、无须付对价的部分生成权利。国民总收入初始分配后居民部门向广义政府缴纳之税和费，构成居民部门成员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包括诉权的各项公权利的对应财产内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是与私权利直接对应的物质内容。国有资产“两权”中广义政府部门行使的财产所有权是权力，而国有公司可自主行使之权是权利。居民生命、身体是居民部门首要财产，它们作为整体在宪法上表现为生命权这项不证自明的前提性基本权利。     

宪法的控权理论分析

宪政的基本精神是建立有限政府。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这对矛盾统一体中,公民权利是国家公共权力存在的依据和合法的来源。同时,国家公共权力也是公民权利最大的潜在威胁。近几年我国公共权力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宪法的控权作用,才能保护基本人权,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征税权的立宪控制

征税权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公权力。如果该权力行使不当,必然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对之加以有效的制约。从西方国家的征税权立宪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我国的宪政转型及法治建设有赖于从宪法层面控制国家征税权的行使。     

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

进一步明确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必须遵循五个原则。划定中央专属立法权限必须遵循最低限度原则,即以维护国家和国内市场的统一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所必须绝对统一的事项为限。授权立法是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的一种方式,是行政机关获得立法权的唯一途径。     

莫纪宏：学会从宪法角度来思考权利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中的公民个人依据宪法规定所应当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首要功能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近代各国宪法，都将对宪法权利的保护视为人权保护的中心。国家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国家机关应履行宪法权利保障职责，否则，宪法上的权利规定得再好也等于零。因此，在建立和健全我国国内法上的人权保护体系时，应当学会从宪法角度来思考权利。     

诽谤罪：解读与抉择

作为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之，言论自由是保障民意畅达的重要途径。除刑法规范的失当言论之外，公民对自身观点的表达不受有罪追究。《刑法》第246条关于诽谤罪的规定，即是刑法存保障公民名誉权的同时．通过对禁止性言论的范围设定以保障公民最大程度地行使言论自由。然而，新近的司法实践表明，政治权力的张扬使得诽谤罪成为公权力者打压言论自由的借口，     

宪法系列讲座之8 公民权利与义务(一)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现行宪法的重要内容,它反映了宪法的性质和基本特点。基本权利的设定和具体内容,关系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具体表现了宪法作为根本性规范的特点。基本权利的行使与基本义务的履行构成了公民在一个国家中的宪法地位。基本权利对于公民来说,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权利,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它是一种稳定的权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