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重要论述：角色勘定、协调原则与理论意义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对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极为关键。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社会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要建立强政府、强市场与强社会的“三强鼎立”的治理格局。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要秉持有为与有效、公平与效率、秩序与活力、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超越了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型政府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方案，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城市社区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立足点——关于中国城市社区发展模式的探讨

实现城市社区管理法制化,必须建立比较健全、完备的社区法律制度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确定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是构建城市社区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是由“强政府、弱社会”转变到“强政府、强社会”,最后实现“弱政府、强社会”。     

社会协商:中国的内生缘起与理论探索

社会协商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过程中整合社会力量与构建共享性社会秩序的产物,具有内生性特征。内生自发的社会协商,在当代中国演化成为促进中国底层社会自治和政治-社会沟通合作的多元民主活动、对话平台与整合机制,是中国对社会民主的一种独特探索,是以协商为主要民主偏好的中国特色协商政治的重要组成内容和建构渠道,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支撑。多维理论审视下的社会协商,形成了现阶段以党和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商为主、社会力量主导下的社会协商为辅的中国特色社会协商发展逻辑。它的未来生长和民主功能发挥,将在培育"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同时,促进二者在沟通协调中互动合作与和谐并存,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启示

农村基层是广大农民日常生活的共同空间,也是一个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空间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折射出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即开始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探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对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工作,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入世后我国政府管理的主要对策

一、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公共服务社会化进程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要求愈来愈高，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过低。参与世界竞争要求政府是现代化的，而现代化离不开社会化。当前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１．大力发展社会中间组织，变“强政府，弱社会”为“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保障”、“小政府，大服务”。政府要有意识地培育一些社会中间组织，提高整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扩大社会的自我管理，从而…     

浅议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模式——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由来已久,在传统的政治理论家的国家观中都是将二者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初期也是将其定位于二元对立,主张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从探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由来入手,在分析我国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强调以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作为构建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并论述了该模式下我国行政改革模式的渐进式走向。     

公私合作是达致社区善治的基础

为了配合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社会领域里开始了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出现过“一会两委”和“一会一委一站”模式,每一次改革尽管在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基层自治权方面有所推进,但基本上没有摆脱行政性管理的困境,没有形成多中心善治的格局。而改变政府态度、促进非营利组织主体独立、社区党组织“元治理”角色的发挥以及集体行动规则的制定,应该是达致社区善治、防范治理失灵的主要路径。     

当前中国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本文对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过去人们过分重视国家、忽视了社会，国家与社会是高度一体化的；当前，国家与社会虽然开始分离，但两者的关系仍处于失衡状态。我们要以“强国家－强社会”为目标．切实增强国家的权威性和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WTO对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与变革

我国加入WTO后 ,最受考验的是农业 ,最有底气的是企业 ,最为稀缺的是人才 ,但最受挑战的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职能转变滞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因此 ,WTO对其挑战更为突出而紧迫。地方政府为了应对WTO的挑战 ,必须顺势对其行为进行变革和调整 :地方政府管理行为模式由社会型取代全能型 ;地方政府管理行为方式由规则导向取代权力导向 ;地方政府行为操作要阳光化 ;地方政府行为过程要更多地接受司法监督和审查。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转型期我国社区建设与政府行为关系初探

转型期特定的国情和社会背景 ,决定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必须选择“政府主导”的模式。社区建设中的政府主导 ,主要体现在政府必须扮演多种角色、行使多样职能 ,以更好地培育和扶持社区的持续发展。但是 ,政府角色的不当和政府行为的“越位”、“缺位”和“错位” ,容易导致社区建设中的“政府失灵”现象。要推进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稳步、健康发展 ,就必须合理处理好社区建设与政府行为的关系。     

浅析WTO对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与变革

我国加入WTO后,最受考验的是农业,最有底气的是企业,最为稀缺的是人才,但最受挑战的是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应对WTO的挑战,必须顺势对其行为进行变革和调整;地方政府管理行为模式由社会型取代全能型;地方政府管理行为方式由规则导向取代权力导向;地方政府行为操作要阳光化;地方政府行为过程要更多地接受司法监督和审查。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行政改革的难题:政府角色定位

文章对行政改革中政府角色定位进行分析。一是在行政扩张中政府角色的定位。认为行政扩张在后发国家及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必要性,同时又指出,行政扩张必须适度,必须与行政改革的目标相协调,必须与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同步进行;二是在产权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主要是公有制的产权管理要在国有资产营运、管理和监督机制,企业领导体制及企业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力争有大的突破;三是社会自治与政府角色。其基本思路是“还权于民”,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为此,需要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和约束政府行为。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电子政务条件下善治政府的发展趋势——政府与公众互动的视角

电子政务与善治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一脉相承,互动性是电子政务与善治政府突出的共同特征.电子政务条件下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有三个阶段,从初级,中级到高级分别是:管理型互动模式、协商型互动模式和参与型互动模式.参与型互动将是电子政务条件下善治政府的必然趋势,而当前我国政府与公众之问的互动还处于管理型互动的初级阶段,要实现善治政府的要求,达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参与型互动,必须做到三点: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积极推行数字民主,提高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拓展网络舆论空间,加速提高政府对公众的回应力.     

信息化时代政府的治理与善治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正在改变政府与社会的传统关系模式。治理 ,作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状态下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新方式 ,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之一。信息技术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同时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刺激下 ,出现了电了政府的概念 ,成为政府在信息化时代实现善治的新思路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浙江乡村治理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实现村民自治制度,“乡政村治”的制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治理成本,改变了村民主体虚置的状况,在实践层面的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村民自治所确立的“国家弱主导型”模式,既无法回应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特别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所造成的冲击,也无法适应服务型政府需求的现代潮流。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新难题正逐渐被破解,一个代表“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的乡村政治格局正在发育成型,因为“强国家一强社会”关系格局要求,一方面,国家以服务型政府的角色服务乡村——提供均等化服务,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自治制度。     

环保诉求与政府生态管理的路径转型

随着十八大“美丽中国”、“五位一体”的提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在一个战略的高层被突显,它也将成为我国政府今后治理历程中极为重要的关切维度.现实图景中,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与公众的环境顾虑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在增强,地方政府的生态管理面临着路径转型.因此,基于近年来公众对于环境项目落地的参与事件分析,建构一个生态管理的二维模式,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体共同合作的生态善治,是解决生态管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中国入世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入世后我国政府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保证WTO规则、原则及制度的统一实现,行政行为公开、透明,接受司法审查等等。这就为政府提出了健全完善制度、从严遵循规则等方面的要求。为此,政府必须明确职责,变“万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变“干预政府”为“服务政府”,变“全权政府”为“责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