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主义的西方图景与中国表达

刑法谦抑主义是西方(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将其等同于刑法的经济性或者刑法的补充性,并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表现形式理解为非犯罪化.事实上,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主义的西方图景,适应于其刑法分则所采取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立法模式,因而以此为立场来评价我国刑法立法并不合适.我国《刑法》分则采取的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对刑法谦抑主义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刑法谦抑主义不仅应当强调刑罚处罚的必要性,还要求刑罚方法与其他处罚方法衔接.因而,刑法谦抑主义在我国虽然没有以非犯罪化为主要表现,但我国的犯罪化历程并不违反刑法谦抑主义,反而恰恰表达了刑法谦抑主义.     

日本刑法学说史论纲

日本刑法学说史的发展背景是欧洲刑法学说史。欧洲近代刑法学产生于启蒙主义思想,后者带来了罪刑法定主义、责任原则、报应刑论等刑法思想,并促生了古典学派(旧派)。后因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等,出现了近代学派(新派),并与旧派及折衷派展开了激烈争论。日本刑法学说最初引进了法国的折衷派观点,后因国家体制的原因又大量引入德国法律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新派所影响,促进了刑事政策的发展。"二战"后的日本刑法学说基本上倾向于旧派的立场,至今仍争点不断。     

刑法目的视阈下的刑法解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法目的对刑法解释的结论具有最终决定作用。通过刑法目的解释刑法能够与刑法的机能相协调,能够同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相一致,能够最终实现刑法的目的。要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探寻刑法的目的,从刑法的基本价值立场出发探寻刑法目的。要区分刑法目的与目的解释方法,区分刑法目的与刑法的立法目的,区分刑法的主观保护目的与客观保护目的。解释刑法时,应当将刑法文本与案件事实同时作为,对解释目标进行利益衡量、价值判断,运用法益对构成要件的指导机能解释刑法。     

刑法行为人主义的辨析及其价值

刑法主观主义通常对应刑法行为人主义,刑法客观主义对应刑法行为主义,二者的争论在西方刑法学说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大多数学者会选择行为主义的立场,对行为人主义存在明显忽视,刑法行为人主义也曾成为众矢之的。但是,行为人主义其实不乏具有诸多可以借鉴之处,它在我国日益繁荣的刑法学研究中不应该被淡忘,对此有必要重提行为人主义,以充分发挥行为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行为人主义贯穿刑法始终,其至少应分别从刑法观、犯罪论与刑罚论三个层次逐一进行分析。近些年来的刑法修正案也涉及到诸多的行为人主义思想内容,像预防刑法、犯罪人处遇方式的发展、犯罪圈的扩张范围等。在理论上,应当主动运用行为人主义的视角与内容,去合理解释这些现实问题,对于不合理的地方也应当结合行为主义及时进行合理的刑罚限缩。在行为主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形下,重提行为人主义,既是对未来刑法学发展的合理预见,也是对当下刑法的范围保持清醒认知。     

金融刑法立法理念的宏观分析--为金融刑法改革进言

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技术、构成设计技术、刑罚配置技术之背后分别是法典主义、事后主义、重刑主义立法理念,这些理念使我国金融刑法对国家本位的传统金融体系具有保护金融机构主义、保护管理秩序主义、片面刑事规制主义的适应性特征.历史变化正在发生,为适应和推动金融深化、金融创新与金融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也有条件更新金融刑法的上述立法理念,革新金融刑法的相应立法技术.     

军事刑法概念浅析

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研究和发展,最首要的问题是针对其概念的界定。对于军事刑法的概念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理解,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军人犯主义、军事犯主义以及并重主义的军事刑法概念,这些概念在各自具备一定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在总结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军事刑法概念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讨,以期对我国军事刑法概念的完善略有裨益。     

军事刑法概念浅析

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研究和发展,最首要的问题是针对其概念的界定。对于军事刑法的概念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理解,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军人犯主义、军事犯主义以及并重主义的军事刑法概念,这些概念在各自具备一定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在总结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军事刑法概念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讨,以期对我国军事刑法概念的完善略有裨益。     

医事刑法的基础理论

用法学的观点来宏观探讨医疗问题的学问就是医事法学。医事刑法学则是对刑法领域中的医疗与刑法相互交差的问题作理论和实践研究,以探讨医疗问题中刑法应该介入的领域或场合,其目的在于保护国民的生命和健康。在医事刑法的领域,必须坚持刑法的行为主义、罪刑法定主义、责任主义和谦抑性原则,但同时更要尊重人的尊严和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尊重医疗的正当程序法理,在存疑时坚持以生命利益优先。     

生活、政策、实践与文本——对刑法概念的去蔽

刑法的概念集中反映刑法思维的定势,传统刑法概念的工具主义和文本主义遮蔽了刑法生活和刑法政策及其基本关系。刑法实践是刑法生活和刑法政策相互结合的过程,刑法生活是其前提与基础,刑法政策是其权衡与补充。解释刑法文本,应回应刑法生活的正义要求,发挥刑法政策的调控作用。     

反思刑法谦抑主义

谦抑性考察已成为当下评判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础性分析工具。与此相应,我国晚近以来的历次刑法修正案所反映的犯罪化进程被不少学者反复诟病为"不谦抑"。刑法谦抑主义虽然彰显了古典刑法保障个人权利的理念,但是谦抑性并非一个价值中立、超越时空、至高无上的刑法原则。直面现代社会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内在紧张关系,仅从单一化的谦抑主义维度去评判刑法发展的得失是偏颇的。谦抑性应该还原为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用来说明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子原则。反思刑法谦抑主义,并非要放弃或终结对刑法谦抑性的追求,而是主张在肯定谦抑理念的同时对谦抑性在立法和司法、设罪和配刑等不同场域作不同的把握。刑法的发展需要在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中寻求一种张弛有度的动态平衡,而绝非单向度的谦抑主义。     

刑法谦抑主义论纲

刑法谦抑主义,乃现代刑法三大价值理念之一.本文简要分析了刑法谦抑主义的历史渊源、思想内涵、法理基础和渗透体现,进而阐述了刑法谦抑主义的现实意义.     

以法益保护为目的的刑法解释论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法目的对刑法解释的结论具有最终决定作用。通过刑法目的解释刑法才能实现刑法机能,使之同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相一致,并最终实现刑法的目的。要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探寻刑法的目的,从刑法的基本价值立场出发探寻刑法目的。要区分刑法目的与目的解释方法,区分刑法目的与刑法的立法目的,区分刑法的主观保护目的与客观保护目的。解释刑法时,应当将刑法文本与案件事实同时作为解释的对象,对解释目标进行利益衡量、价值判断,运用法益对构成要件的指导机能解释刑法。     

刑法文化对犯罪预防控制的影响——从四种刑法文化类型进行的分析

刑法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刑法领域的显现,是刑法规范、相关法律设施等外化法律实体的内在精神部分,具体地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犯罪观和刑罚观上.刑法文化反映和指导着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决定着犯罪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刑事司法,并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犯罪预防控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模式以及犯罪预防控制体系的构建.不同类型的刑法文化孕育出不同的犯罪预防控制模式,不同类型的刑法文化中犯罪预防控制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所采用的方式、体系也是不同的.通过对重刑主义、工具主义、泛道德主义、泛刑主义四类刑法文化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刑法文化理念对犯罪预防控制产生的具体影响.     

论人格刑法理论在我国的引入

刑法学理论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两大学派，即旧派的行为刑法和新派的行为人刑法，两大学派既各执己见又相互融合。随着并合主义刑法理论的产生，并合主义刑法理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的主流。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合主义刑法理论的阶段，但是，这种并合只是体现在刑罚论方面，并未涉及到犯罪论部分，并未改变和影响我国刑法大的框架，只是消解了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之间的矛盾。我国刑法学要真正走并合主义的道路，克服新旧两派之短，吸取两派之长，必须引入人格刑法理论。而引入人格刑法理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格测量科学化的问题。在目前使用的四种人格测量法中，投射测量法更具有客观性与合理性。     

刑法人格主义的检讨与革新

刑法人格主义的思想发源于刑法主观主义阵营,经过刑法客观主义阵营的批判与吸收,在当代演化成人格刑法学等理论成果,并成为折衷主义的重要产物。发展中的刑法人格主义应当遵循法治的基本精神,谨慎地对待人身危险性问题,决不能抛弃行为这一基本概念而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境地。西方国家将人格因素渗透到刑事立法的事实,暗合了我国刑法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有必要科学地对待人格因素在定罪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并在量刑和行刑过程中及时推广人格调查制度和人格矫正制度。     

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

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是社会公众对刑法解释及其结论的认可和接受。它更多和更主要地是与司法活动特别是与根据刑法解释作出的刑事判决发生联系。转型时期的公众认同对于刑法解释极具价值。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主要包括刑法解释的常识化和刑法解释的合理性两个方面。在当前我国,其具体样态一方面表现为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定性的罪名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甚至变更。刑法解释公众认同的实现路径有赖于刑法解释的主体、结果导向主义的刑法解释方法以及公众意见的反映机制。     

真善美视野下的刑法宽容性

刑法宽容性是社会宽容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体现,其实质便是秩序对自由的谦让。刑法宽容性可得到刑法真善美的层层阐述与确证,不仅可以绕道刑法谦抑性得到一番说明,而且可以引申到法治温和主义得到一番升华。在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多元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刑法宽容性不仅要秉持,而且应该得到强化。而这是法治成熟和社会成熟的一种标志。     

和谐社会视野下对传统刑法观念历史局限的考量

在新的历史阶段,和谐社会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刑法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刑法是基于对人性本质、刑罚功能和人对刑罚的心理感受的认识而产生的刑罚功能的夸大及刑法暴力性的崇尚,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仍然根深蒂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障碍。法律职业者应转变旧的刑法观念,摈弃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有限观点;反对重刑主义,主张刑法的谦抑性。     

论常识主义刑法观

刑法学发展至今貌似精巧,但理论构造似乎离生活常识越来越远,使得理论与公众的规范感觉、认同感觉之间的分歧很大。刑法研究无论走何种道路,可能都面临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是常识性的东西,亦或哪些是生活经验上特别值得重视的东西。刑法学回归常识主义,要重视两个问题:一方面,刑法本身对社会有什么益处?或者刑法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刑法学回归常识主义,是否有可能性?亦即使刑法学和生活常识接近,或者尽量回归生活常识、尽量让公众能够去认同是否有可能?如果有可能,则其出发点或者基点是什么?常识主义刑法观对于欧陆刑法学会给予特别关注,强调跨文化的刑法趋同性,肯定了通过刑法保护社会中通行的规范关系的重要性。     

论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实现——新修订之台湾刑法与大陆刑法之比较

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最重要的原则,在立法中贯彻此原则,是刑事立法的必然要求。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实现,在禁止事后法、罪的明确性、构成要件的明确性、法定刑各方面,台湾刑法和大陆刑法有着各自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