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和民主化──东南亚中产阶级兴起及其影响探析

本文通过社会学的角度对东南亚中产阶级存在现状进行分析考察，认为伴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这一变化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市民社会的发展。他们逐渐在政治上具有了一定的表现要求和能力，要求社会更加民主化。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各种非政府组织（ＮＧＯ）崛起，这推动了社会民主化进程向更高层次发展，但是由于东南亚中产阶级力量弱小和自身局限以及政府、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决定了东南亚国家民主化发展进程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历程。     

俄罗斯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011年年底抗议运动爆发以后，中产阶级正式登上俄罗斯历史舞台，但现有文献侧重考察其社会政治影响，对于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其途径缺乏实证分析。本文利用俄罗斯纵向调查数据（RLMS），采用全球绝对标准测算出俄罗斯1994～2012年八个区域的中产阶级规模，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了俄罗斯中产阶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俄罗斯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向联系，并且，中产阶级比重的上升对于扩大消费以及增加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尽管中产阶级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截至目前尚难被看成是推动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富人因其强大的经济能力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投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     

试论土耳其的宪法更新与民主化进程

宪法更新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土耳其共和国先后颁布了1924年宪法、1961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且每部宪法又伴随着数量众多的宪法修正案,为推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当前,土耳其国内各派别围绕着是否颁布新宪法展开激烈斗争,而掌权的正义与发展党正在针对新宪法的出台作出一系列努力.宪法作为政治利益博弈、力量关系对比的产物,其更新对政治社会变革有着重要影响;以民主的纬度来观察宪法更新,是宪法变迁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命题.本文试以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宪法更替为主题,论证宪法更新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进而探讨土耳其制订新宪法的现实可能性.     

巴西城市化进程及其启示

巴西是拉美地区大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地实现了城市化的国家之一。巴西的城市化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巴西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转型,并在21世纪头10年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巴西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小城市依托某一区域经济和政治中心城市而发展的独特现象,以此形成城市群推动城市化的发展;贫民化的"边缘化"城市和贫民窟并存是巴西建设现代化城市面临的严峻挑战;土地问题及无地农民问题在巴西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巴西城市化是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并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存在的问题也给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仅仅依靠城市化难以改变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无法避免城乡之间贫困人口转移的趋势;城市化进程中应尽可能地避免贫民窟和"边缘化"城市群的形成;城市建设和公共社会政策应兼顾不同的社会阶层。     

巴西崛起与南美地区主义

由南美地区大国巴西推动的南美地区主义是继欧盟之后最为成功的一体化运动。它既是当前全球地区主义新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南美地区政治格局的走向。南美地区主义的深入发展，加强了巴西在南美的地区大国地位，成为巴西开展全球博弈的地区制度平台。然而，巴西在推动南美地区主义的进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是南美国家集体行动的困境、美国因素的制约以及巴西自身因素的局限等。     

巴西现代化进程与国际战略选择

国际战略选择在巴西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巴西各届政府根据现代化发展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战略需求、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等因素,实施了四种战略:半自主战略、依附战略、自主战略、相对自主战略。每种战略都是基于巴西的国家利益,但却受制于多种因素。巴西国际战略选择的经验和教训是,像巴西这样的大国,虽然实施自主战略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但是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以及中期,应始终将经济发展作为优先目标,不要过早地追求权力及国际地位,而应尽可能地与中心霸权国保持合作或者说非对抗性关系,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多边机制应成为其提升国际地位、谋求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外交舞台,推动地区一体化应成为其维持自主战略、谋求独立战略空间的必要条件。     

当前巴西经济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自2011年以来巴西经济陷入慢速增长乃至技术性衰退的困境,对此较常见的有外因和内因两种解释:外因论强调世界经济不景气、大宗商品超级价格周期结束、流动性趋紧和主要贸易伙伴增长减速等消极影响;内因论认为巴西的体制缺陷和政策失误难辞其咎。此外,在奉行积极还是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应否削减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以及界定国家经济的角色等方面也存在争论。罗塞夫政府选择紧缩政策使其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转型之痛。本文认为巴西当前的经济困境主要是内因所致,且不能忽视其政治因素。在采取紧缩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构筑有力的政治共识,持续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保持增长与福利的平衡,提高私人投资者与中产阶级的积极性,挖掘投资与贸易对增长的拉动作用。     

巴西现代化的起始与社会转型

巴西现代化起始于 2 0世纪 3 0年代。在 3 0年代工业发展呈现出改变国民经济结构特征并成为其增长的带头部门。与此同时 ,形成了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力量以及政治方面的前提条件。1 93 0年是巴西传统社会逐渐转入现代社会的标志年。在传统社会中 ,外来因素的刺激成为巴西社会发展的强劲力量。在 1 850～ 1 93 0年的社会转型中 ,社会财富得到急剧积累 ,同时形成新的社会势力 ,但并未形成巴西特有的发展思想 ,制约发展的基本社会问题也未适时得到解决     

葡萄牙的欧洲化与国家政治发展

葡萄牙的欧洲化是葡萄牙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动态发展进程.葡萄牙的欧洲化与该国的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相互交织、相互促进,虽然历经曲折但始终在向前发展,给当前遭遇疑欧、脱欧主义冲击的欧洲一体化予以有力支持.欧洲化巩固了葡萄牙的宪政民主制度,推动了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欧洲化的成果显著提升了葡萄牙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国内政治的稳定性.然而,葡萄牙的欧洲化面临诸多问题.今后,葡萄牙需要在欧洲化的进程中下大力气解决诸多问题,进而才能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并继续借助欧洲整体的力量真正促进国家结构的调整与综合国力的提升.     

从近期社会动荡看巴西劳工党执政十余年来的经济改革成效

以2003年卢拉上台为起点,至今巴西劳工党已经连续执政10余年。期间,劳工党采取了有的放矢的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积极的社会政策、稳健务实的宏观经济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巴西经济发展一度取得了重要成就:中产阶级队伍持续扩大;国际评级得到提升;实现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国向债权国的转变;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是,罗塞夫总统执政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使巴西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因素作用下,上述很多成绩似乎正在消失,并导致巴西社会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涌现出来。2013年巴西爆发了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从表面上看,示威者是在政府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将大笔资金用于场馆建设表示强烈反对,而实际上是巴西民众对当前经济增长缓慢、社会问题突出、贪污状况严重等深层次问题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浅论巴特列—奥多涅斯的政治改革

巴特列—奥多涅斯两次就任乌拉圭总统,在任期间他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巩固红党力量,依靠红党管理国家,倡导修改1830年宪法,努力推动实行普选制和无记名投票来扩大民主。为避免总统独裁,他提出了集体执政概念,并试图将集体执政纳入宪法。尽管巴特列在卸任时没能完成宪法修改方案,但随后的1918年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他的思想。巴特列的改革开启了乌拉圭政治现代化进程,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开拉丁美洲之先风的政治改革。     

巴西的"大国外交"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战略新格局,巴西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巴西在继续稳定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传统关系的基础上,更加积极地发展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同拉美邻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关系,以便在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进程中,体现和发挥巴西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为巴西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卢拉政府执政两年来所推行的外交政策以及在国际上展开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外交活动,是巴西外交新战略的体现,是前政府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外交理念的演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巴西国内经济、政治发展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以及民主化进程中新兴政党的成长乃至取得执政地位,巴西外交理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化.虽然外交传统并未发生断裂,但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冷战时期的内向发展、与外界保持距离的外交逻辑逐步为一种通过融入国际体系追求自主和利益的国际议程所取代.21世纪初,将“社会议程”纳入国际事务并重新塑造发展中国家认同的尝试也极大地改变了巴西外交行为和国家形象.     

近代以降埃及现代化的探索

作为中东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埃及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成为西亚北非地区最早着手现代化的国家,亦是该地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埃及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缩影。本文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埃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现代化轨迹,总结其现代化进程所面临诸多挫折困难的原因、教训和启示,有利于我们认识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经济市场化、工业化、社会多元化和公民化等现代化的本质和内涵,为中东地区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方面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巴西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扩张及其影响

长期以来,巴西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国家。但其实早在20世纪下半叶,该国宗教领域的力量对比已开始发生变化,突出表现在基督教福音派利用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弊病及该国天主教会的制度弱点不断发展壮大。有分析认为,巴西福音派信徒数量或将在21世纪30年代赶超天主教徒。福音派势力的持续上升不仅改变了巴西宗教领域的面貌,而且使得该国政教关系愈发紧密、微妙。以五旬节派为代表的巴西福音派信徒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便积极投身政坛,不断扩大在立法、行政部门的影响力,并在2018年"亲福音派人士"博索纳罗当选总统后,开始以更积极的方式渗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巴西的经济与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对该宗教群体的崛起过程、参政形式、政策主张、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分析。本文认为,至少在中期内,巴西福音派将凭借对其有利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扩大信众基础,进而持续改变巴西政坛的力量对比。另外,该国福音派活动主要围绕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及教会利益展开,可能助推巴西保守主义的发展,并不可避免地滋生腐败、庇护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巴西政治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     

19世纪拉美天主教与美国新教——社会阻力与动力的象征

作为欧洲封建制度基本组成部分的天主教移植到拉美后, 成为享有政治特权和巨额财富的国教。天主教会与世俗政权结成联盟, 共同维护教会和世俗政权的专制统治, 成为阻碍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之一。主张社会变革的自由派与教会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新教的伦理道德观是塑造美利坚民族勤勉、进取和奋斗的民族特性的重要精神因素。新教各派通过宗教奋兴运动和社会变革,对美国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不断完善的民主政治和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近代美国新教作为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 与阻碍社会变革的拉美天主教形成了强烈对照。它们在教义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及其不同社会作用,是造成二者社会经济差别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拉美的“过度不平等”及其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最高收入阶层同其他收入阶层之间的"过度不平等"是拉美收入分配结构的典型特征。这也正是长期以来拉美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本文首先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接着从再分配政策、税收政策、公共支出政策,以及教育政策等视角重点考察了1980～2002年拉美国家收入"过度不平等"的政策性根源。基于上述分析,中产阶级的成长诚然要靠个人的力争上游,但同时更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保护和培育。新兴市场国家尤其要重视通过社会政策降低收入不平等、增强社会流动性和扩大中产阶级,以建立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     

拉美中产阶级政党的困境:以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为例

中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与其阶级基础和政治立场等因素有关。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中崭露头角,但在近年来普遍面临发展困境。本文以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为案例探讨这种困境的成因,对该党内部派系斗争、社会基础等因素进行历史分析。作为持中右立场的中产阶级政党,墨西哥国家行动党长期面临两大制约。一是来自右翼势力的渗透,导致该党政治定位出现摇摆,从中间立场向右翼摆动,党内长期分裂,党政不和。二是狭隘的阶级基础所造成的地域局限性。国家行动党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小企业发达的北部地区,难以成长为全国性大党和国会中的多数党。在这两种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行动党选举竞争力不强、执政能力低下,始终无法建立广泛而稳定的群众基础,陷入发展困境。结合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和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的类似情况,本文认为拉美国家中产阶级政党普遍面临相似的困境。能否突破这些结构性制约,是拉美中产阶级政党发展面临的挑战。     

布道者与政治家:天主教会的社会政治功能与巴西政治转型

193 0年的瓦加斯革命是巴西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 ,旧共和国的垮台为瓦加斯开辟了一个经济上的发展主义与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相结合的时代 ,揭开了 2 0世纪巴西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转型过程。在这期间 ,1 891年因政教分离而被迫退出政治中心的巴西天主教会 ,从支持 1 93 0年革命开始 ,以“布道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 ,或者说“披着布道者外衣的政治家”的身份 ,从“边缘化”逐步走向政治核心 ,深入影响巴西的政治转型 ,特别是 6 0年代后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过程。有些权威性的研究著作 (如亨廷顿的《第三波》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     

“安全与发展”:巴西的地缘政治思想(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

二战结束后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是巴西的地缘政治形态、国内治理、国际关系、对外战略等问题,实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目标和口号。这种研究通过鼓吹加强领土控制、促进国内治理、主导地区形势来实现大国抱负,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巴西地缘政治研究的思想基础源自经典地缘政治的观点与逻辑,具有强烈的进攻性和强权政治色彩,但巴西学者对缩小国内的地区差异、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有其独到之处。在建设一个"强大的经济和稳定的国家"的口号下,巴西地缘政治学者高度关注巴西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巴西的重在意义。戈尔贝里把使本国经济现代化和完成巴西的地缘政治目标视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地缘政治思想对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内外政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成为1964年军政权上台后巴西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在巴西国家大战略的制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巴西地缘政治思想提供的诸多政策手段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且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