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社会实践和认识观的新视角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社会实践观的新视角表现为:把社会实践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把社会实践的创新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把握时代的脉搏,牢牢抓住发展这一时代的主题;在发展问题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他在认识观上的新视角表现为:把坚持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反对教条主义结合起来;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和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且写入党章;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信心。他“求”是的新视角主要有:通过试、闯“求”是;通过总结经验以“求”是;通过改正错误以“求”是;通过解放思想以“求”是。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辨析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视野下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理论品质。我们应该联系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崭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侧重从三维视角进行理论辨析。第一,“活的灵魂”的理论底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内在统一;第二,“活的灵魂”的现实要求,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三,“活的灵魂”的价值取向,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其根本属性在于它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动力提出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第二,从人民群众的实践要求确立理论体系的价值目标;第三,从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坚持理论体系的检验标准;第四,从执政党在实践中作用把握科学体系的理论本质。其基本特点为:在学理生成上,坚持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论道路;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逻辑推演到解剖实际”的辩证复归;在体系结构上,构建了“从枝干体系到轮轴体系”的复合整体;在理论发展上,形成了“从经典阐发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做活五个“第一”文章,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要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首先 ,要坚持把解放思想作为“第一工序” ,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形成创业合力 ;其次 ,要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不断强化中心意识和大局意识 ;第三 ,要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菜单” ,千方百计增加发展投入 ;第四 ,要坚持把工业园区建设、城市建设和交通建设作为“第一战役” ,为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五 ,要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 ,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

中央宣传部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三个代表”必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统一思想、团结奋进上下功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     

既要解放思想 又要统一思想

“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是针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新要求。深刻理解和领会“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 ,坚持不断地解放思想 ,对于推动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辅相成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 ,是辩证的统一 ,二者相辅相成。统一思想要以解放思想为前提。解放思想 ,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思想解放为思想认识的统一提供了科学的世界…     

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引向深入

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向深入,要努力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新进展。这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一,要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立场。所谓立场,就是人们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根本价值标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也是我们党必须恪守的政治立场。能不能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我们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坚持实践标准 不断解放思想─—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文章矛头所指，就是当时禁锢人们思想的“两个凡是”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实质是要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恢复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     

浅析"与时俱进"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特性

与时俱进观点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时俱进的思想方法是新时期指导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方法.与时俱进思想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特性,即与时俱进就是实践第一的观点.真正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是不断追求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就是达到真理和价值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对《实践论》思想的光辉运用和发展——为纪念毛泽东《实践论》发表60周年而作

《实践论》武装和培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为统一全党思想,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奠定了认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实践论》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丰富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实践标准深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