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就业合法权益 提升妇女生育意愿

正女性是生育的主体。当前,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长期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虽然,造成我国妇女生育意愿偏低有多方面原因,但不可否认地是生育—就业冲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据统计,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70%,在生育与就业艰难平衡下,一些妇女主动或被动选择放弃、减少或延缓生育。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其中特别强调要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少子化与老龄化成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虽然我国近年来逐步出台系列生育支持政策措施,但政策整体效能与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尚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政策碎片化突出,协同性不够。生育支持政策涉及面向个人和家庭的生育假期、托育服务、福利津贴、教育保障、税收优待、住房保障、就业支持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工具的优化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就业保障的基本取向可归结为劳动平权、职家平衡以及就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目标—工具—功效"的三维分析框架发现:我国女性就业保障的政策工具以政府主导的命令型工具为主,企业与市场机制为辅的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应用力度不足,且政策工具在协同人口政策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时陷入选择、运行与功能等方面的失灵。因此,应以法制治理、公司治理、市场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为联合机制,发挥组织、权威、财政以及信息等政策工具的整合效应,落实"稳就业"与"促生育"的政策协同。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困境及应对初探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体现政府信用、推动未来经济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政策实施的困境主要有家庭经济的压力、女性就业的歧视、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压力等。可以考虑从出台相关补助政策、制定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的政策、关照高育龄妇女、增加相关的公共服务、扫清体制障碍来积极应对。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促进女性公平就业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女性就业问题一直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女性在就业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女性的自然附着成本———生育成本。而生育保险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促进女性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     

日本政府为促进妇女就业采取的对策

M型就业是日本妇女的主要就业方式之一,虽然日本政府从来没有颁布过妇女M型就业的法律政策,但日本妇女的M型就业是世界上最典型的。M型就业是指由于结婚生育而形成的妇女劳动力率(劳动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的变化,即女性毕业后参加社会劳动,到结婚育儿期退出劳动力市场,待孩子长大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形成婚前就业的第一个高峰和育儿期后再就业的第二个高峰。由于这一变化曲线形似"M",所以国际上通常称之"M型就业模式",在日本也称为"中断型就业"。 日本妇女M型就业状况及其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间,日本妇女的M型就业模…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学习借鉴 积极促进妇女创业就业——“妇女参与创业就业发展”赴英国培训考察报告

2012年底,由全国妇联组织的＂妇女参与创业就业发展＂培训考察团赴英国进行培训考察。培训考察期间,考察团学习了解了英国保障性别平等的法律环境及政策、英国反就业歧视及女性保护政策、妇女就业状况及成功经验、英国妇女组织在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方面的活动及经验。     

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

本文在厘清低生育率陷阱的由来、发展及其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是否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并进一步研究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阻碍我国生育率回升的因素,作为生育主力的育龄女性在职业与生育的冲突下是如何做生育决策,以及中国生育率的未来走向。研究表明:1.尽管确切的总和生育率尚无定论,但通过对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成公认事实。2.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提升生育率,育龄女性承受着比以往更严重的职场歧视,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往往会让女性做出放弃生育多孩的决策;3.长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保障我国妇女公平就业政策的制度选择

妇女就业是妇女参加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妇女获得就业权利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当前我国社会中大量存在对妇女就业的性别歧视现象,阻碍了女性的公平就业。作为公共领域的主导,政府有责任有义务选择向女性就业倾斜的政策,为妇女公平就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妇女就业与再就业

十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妇女劳动权利、推动就业领域性别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为女性劳动者实现就业和再就业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成为维护妇女劳动权利、促进妇女就业的有效方法。今后,要进一步完善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为广大女性劳动者的就业和再就业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实现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     

影响我国女性就业参与的因素分析

我国现有的女性就业水平、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与市场分割的现状构成了影响我国女性就业参与的宏观因素,同时,女性就业参与还受到家庭与自身的收入差异水平、女性教育与观念素质以及女性在婚姻、家庭与生育职责等因素的影响。     

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三中全会民生改革十大看点

<正>人口计生政策重大调整:启动"单独二胎"百姓视角:媒体工作者小王看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妻子"报喜":"我们可以生二胎了!"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受访者大都支持这一政策调整。《决定》看点: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解读:"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说,"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民众意愿,还有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启动‘单独二胎’是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积极措施。"     

生育政策包容性何解?

我国在新近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是对未来5年人口变动趋势的回应,体现了人口政策的重心变化。人口的变化趋势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必须做出前瞻性的安排,才能及时应对和调整。那么,“十四五”时期人口状况如何?应如何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     

新形势下进一步改革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探讨

生育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但是国家对妇女生育社会价值的肯定,也是均衡用人单位生育负担,预防就业性别歧视、促进公平就业的制度保障。经济新常态、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和国家对性别平等的坚定政治意愿,使生育保险制度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生育保险制度实施中存在覆盖面较窄、各地生育保险待遇差距较大、生育保险基金来源单一、男性责任和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等问题。建议将生育保险作为独立险种,规范生育保险待遇的基本内容,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面,政府为生育保险基金托底。     

中国共产党妇女就业保障思想与实践的发展

本文主要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妇女就业保障的基本政治主张、保障方式和内容以及保障特点。党自创立起就确立了保障妇女就业权的基本理念,制定了具体的劳动保护措施,并逐渐建立起以就业权保障、劳动保护制度和生育保险为核心的妇女就业保障体系,以法制保障妇女就业权和同工同酬权,不断推进妇女就业保障的社会化、多元化和系统化。     

我国人口政策转型中的制度演化分析

我国人口政策的动态调整,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变化。人口政策从"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到"全面二孩"的转变,表明了我国人口发展观已经从视人口为经济增长的拖累,严格控制增长,逐步转向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适当可控的人口增长模式。然而,上述人口政策的转变仅仅是近5年内完成的,"全面二孩"制度短期内能否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文章通过对人口制度转型的演化分析,强调旧制度的功能性锁定、人们的生育偏好降低、认知模式趋于稳定、演化博弈策略均衡,对夫妇生育选择的影响。对"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提出如下建议,重塑生育制度结构;创造与生育制度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加强人们生育认知模式引导;注重制度实施后的动态跟踪,并不断修正。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中国人口政策的民众态度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先升后降,而今后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目前受到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了中国民众对今后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态度以及重点群体在政策态度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众总体上倾向于支持今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其中,东部地区支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比例要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而民众政策态度的城乡差异则相对较小。对于15至3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的分析发现,城市女性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支持比例要低于农村女性,同时1990年之后出生女性的支持比例也要低于1990年之前出生的女性。而以上人口政策态度的不同反映了生育意愿的城乡和世代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