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本质

“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与民事诉权结合”学说均未准确解释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的本质。民事检察公益诉权是法律监督权衍生的具有权利属性的诉权。在本质上，民事检察公益诉权是法律监督权衍生的特殊民事诉权，完全可以整合于民事诉权的理论框架中。法律监督权的潜在影响使民事检察公益诉权具有以起诉人身份行使、交纳案件受理费不是诉权行使条件等特性。     

青少年受教育权及其法律救济

青少年的受教育权，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教育法》规定的一般权利，也是专门法律、法规规定的特殊权利。其基本内容包括获得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权，获得受教育条件权、获得知识和技能权，获得公正评价权。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其法律救济可分为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和刑事救济。     

我国民事检察法律监督制度的完善路径

法律监督是我国以宪法确认的法律制度,其权力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表现为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对检察权的行使,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提起的抗诉和提出的检察建议。民事检察是法律监督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维护民事司法公正、保障社会和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事冲突与和谐社会

社会冲突的存在状态是社会和谐程度的表征,民事冲突是社会冲突之中的常见形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民事冲突。分析民事冲突产生的原因背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重视民事冲突,采取各种解决民事冲突的有效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和系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运作,使我们的社会化解、控制社会冲突的能力超强,则社会的和谐程度也就越高。     

略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从其产生就代表国家享有公诉权。公诉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诉权。这是研究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理论前提。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一切执法和守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监督。公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检察机关有必要行使民事公诉权,但其行使范围有严格的限定。     

特别策划：社会正义与劳权保障——社会法范畴初论

社会法是保障社会权之法。社会权是社会法的实质内容，社会法是社会权的外在的法律表现形式。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公司法不属于社会法范畴。社会权是社会法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生存权、社会安全、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是社会法的核心价值。     

传统孝道的回归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秦皇岛市为例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孝道起到了稳定社会、和谐家庭的作用。在如今出现孝道缺失的情况下,重提孝道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时代呼唤孝道的回归已成为共识,其回归的途径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论民事检察权的完善

我国民事检察权是依据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并结合我国国情确立起来的,适应了维护国家民事法制统一、增强和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公民、法人的重大利益的需要。完善民事检察权需要平衡几个关系:1、监督民事诉讼同维护法院终局裁判稳定性的关系;2、国家干预和当事人处分权相统一;3、正确处理民事检察权和民事审判权关系,建立监督兼顾公诉的民事检察模式。     

我国各个时期民事检察权配置比较研究

我国法律中出现民事检察权的规定始于清朝末年,当时的民事检察权极为宽泛,其行使涵盖了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下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较之清末则大为缩小,主要是一种参与和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政权虽然关于民事检察权的规定差别很大,有的甚至没有规定民事检察权,但从总体上看,当时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建国初期我国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提起、参与公益诉讼、民事审判监督权、抗诉权、调取案卷等有关材料权等内容;文革中民事检察权则被取消;文革后恢复的民事检察权的权限范围较之文革前急剧缩小,实际上真正能行使的就只有对生效判决的抗诉权。     

略论我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权

检察机关是否应该享有民事行政诉讼权,是近年来立法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方面。从国外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我国对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立法规定层面,探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法理基础,并分析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地位、民事行政诉讼权的范围等,可进一步明确我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权。     

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吗？

礼与法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二者之间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费孝通先生把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但由于他是在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礼”这一概念,因此他的“礼治社会”也就相应地具备了双重的含义无法的社会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我们在把握费老的“礼治社会”时,应该把它正确理解为是主要依靠传统来应对生活需要的社会,而不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     

规则治理:中国法律生命进化的关键

现代法治与权利是紧密相联的,中国的古代法、现行法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还欠缺权利观念。而中国当代很多学者的论述多是以西方的权利———法治模式为参照,忽视了中国的独特观念和实践,当现代的法治运动摧毁了中国已有的模式,能否建立起西方的权利———法治模式又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法治理的症结不在于权利的缺失,而在于对于规则的认知不足。中国不应拘泥于西方的模式,要从本国的文化习性和传统,从实用立场出发,用规则治理,用发展了的实践理性才能扎实地推动对法律的反思。     

论民法理念及其法治价值

民法作为现代法制的基础,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人文气息。民法理念是人类历史文明在民法上的典型表现,体现着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民法理念的内涵丰富,其本质是正义,其核心表现为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法自治。在民法的发展史上,民法理念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现代民法理念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当代中国,弘扬民法理念对于培育市民社会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国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及其评析

隐私权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新兴基本人权之一,而德国是欧陆法系中对隐私权立法保护较为先进的国家,并且拥有细致完善的隐私权刑法保护规范体系。对德国隐私权刑法保护进行研究,关注其刑事立法发展动向,将会为中国隐私权刑法保护立法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经验。     

论民间规则与事实认定

从本质上讲,民间规则是民间现实生活的规范性表达,是民间真实生活的浓缩,是民间社会据以判断是非的行为标准。故此,依据民间规则的内容,可以把民间规则分为事实判断型民间规则、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型民间规则以及价值判断型民间规则。与此同时,案件的事实也可分为作为适用法律的前提的事实与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事实。由此,在司法过程中,事实判断型民间规则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型民间规则对于事实认定才具有意义,而价值判断型民间规则却没有此一功能。     

论环境权的私权化

环境权的私权化环境民事权利的确立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私权化的理论依据应建立在对环境法和环境权的属性界定的基础上。环境法是社会法 ,环境权是社会权 ,环境权的私权化是环境权社会性的内在要求。环境问题的经济性决定应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 ,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环境权私权化的必要性。环境权私权化的基本思路是在环境法部门中架构环境民事法律制度 ,具体模式是建立环境民事权利制度、环境民事责任制度、环境民事诉讼制度。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试述刑法的自主性

刑法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古老的法律,一旦被纳入法治的范畴之中,孕育出法治刑法这一概念,就应当体现出自主性,必须而且能够摆脱传统观念中的工具地位,赢得其独立的话语权,相应地,作为具有时代精神的科学的刑法学应当以理论的自足性体现和捍卫刑法的自主性.     

中国法文化四阶段分析

中国社会法文化整体上包括四种形态,即刑法文化、民法文化、法哲学文化和宪法文化。它们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并依次发展,称其为中国法文化四阶段更能从时间上反映中国社会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进程。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民法文化向法哲学文化转化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现代化是这一阶段的现实任务,中国公众权利价值观的确立是法哲学文化阶段的根本目标。法哲学文化阶段现实任务和根本目标的基本成就将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法文化阶段,宪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将标志着中国社会法治文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