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规则与合同解释

民间规则是经验事实的规范表达。而当事人的合同是裁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合同解释也就是事实认定。因此,民间规则与合同解释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民间规则可以确定合同的目的,清除合同文句的歧义,甚至填补合同的漏洞。而且与其他合同解释方法相比,以民间规则解释合同具有更强的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     

论民间规则进入民事司法渠道的一般条款——以“凶宅”案为例

民间规则是经验事实的规范表达,是"地方性知识",彰显实质正义。一般条款仅规定内容十分宽泛的价值指引,内涵与外延均不明确,但却包含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两部分。尽管一般条款与法律的明确性要求相悖,但选择一般条款纯属人类的无奈之举。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作为建构理性的制定法的滞后性与不周延性,而且,法律的普遍性从来就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为了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性,达致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平衡,法律不得不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注入社会经验,从而变更和充实制定法的内容。因此,一般条款自然成为立法者的技术性选择。作为经验事实的民事规则能够让一般条款宽泛的价值具体化,使一般条款与案件事实对接起来。也正是在具体化过程中,民间规则进入民事司法。     

论民间规则的效力

在传统观念看来,只有国家制定法才具有法律效力,而民间规则充其量只是软法不具有强制力。然而如果我们把法律分为专制型法与民主型法,则不难看到民间规则属于民主型法,与专制型法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民间规则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它的自愿选择或达成共识,具体而言,民间规则具有效力的原因共有五种。因此民间规则同样具有对象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民间规则的实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内心强制,其二是外部强制。     

民间规则与法律方法——以比较法为视角

民间规则是一种不同于国家法的社会规范.它具有地方性、圆融性和经验性,可以补充国家制定法的不足.在普通法系,法官以民间规则为主要法源,严格限制国家制定法的适用范围,一旦制定法模糊不清则可以以民间规则取而代之.在民法法系,尽管民间规则不是主要法源,但是制定法的缺陷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法官常常运用民间规则消除制定法歧异,填补制定法的漏洞以及借助民间规则具体化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法律条款.     

航空损害赔偿的"过失"判断规则及判例考察

在航空损害赔偿的过失判断中,"违法视为过失"、"事实自证规则"、"成本效益规则"和"信赖规则"是常用的规则和标准。有的规则创造了判例,而有的规则是由判例所创造。违法视为过失和事实自证规则体现了过失判断的客观化,成本效益规则突出了过失判断的经济考量,而信赖规则注重了过失考察中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捍卫和弘扬。     

试论国家司法审判中的民间规则影响——以河北沧州市青县典型案例为分析个案

民间规则具有较为特殊的生长环境,而青县的社会环境契合了这种发展条件,并孕育了各种形式的民间规则,从发生在青县的两则案例来看,民间规则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不同类型,分别为“辅助型民间规则”、“调和型民间规则”以及“调整型民间规则”.而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规则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既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自身的倾向性与独特性.     

农村法治建设中的民间规则价值

在当代法治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在向广大农村社会推进之时，国家法却面临着重重困境，广泛行之有效的是民间规则。在此情形下，探讨民间规则的价值及其功用，对于完善以国家法为主导、以民间法为补充的现代农村法律体系，是为当务之急。     

民事审判中的事实推定研究

事实推定作为司法证明一种重要的辅助性方法,在特定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推定的三个要素有不同的要求,除基础事实、推定事实以外,二者的关联性、同时也是推定的根据之一,即生活经验,决定了事实推定的或然性与主观性,为免滥用,应对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和规则作严格的规制。遵循五项规则、准确运用生活经验和公共政策进行推定,有助于克服事实推定的局限性。     

民间惯例与法律事实的认定——从民国两起离奇婚姻诉讼案谈起

司法实践中,法律事实无法完全还原,面对困境法官如何认定法律事实,法律事实的认定成为司法裁判的重要环节.通过民间惯例的有机引入,可以帮助法官排解疑难,更好地对争议事实予以把握和认定,但是民间惯例的引入需要理性化和制度化.     

从事实到价值——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要件模式论纲

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是认识事物进而决定价值取舍的普遍方法.通说的犯罪成立要件模式具有静态性和整体性.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同时地、一次性地完成,不仅混同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而且颠倒了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的顺序,引致诸多弊端.构建由典型事实到刑事违法性的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模式,能克服现存犯罪成立要件模式之弊,对确保刑法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民间法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辨析

民间法研究之潮起,反映出学界对中国法治之路更为深层次的探索。然而在民间法研究中,语言混乱已是不争的事实,习惯法、传统法、非官方法、活法、行动中的法等概念往往与民间法概念交织一起,不加区分而随意使用,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民间法研究走向深入,因此急需完成对相关概念的辨析。     

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

站在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民俗习惯的法源地位,民俗习惯是作为法官法源存在,但是,如何判断民俗习惯的法律属性存在着理论困惑。对此,我们应该对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在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上进行分别分析,在法律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法官法”存在,需要法官从司法判决中对民俗习惯进行法律发现;在事实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经验法则或者事实证据存在,法官可以将其作为经验法则进行认定,在民俗习惯合理性存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予以解决。可见,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问题是一个诉讼法或者证据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方法论的问题。     

民间法研究之于中国法学：意义与方法启示

现时的中国法学正行进在多元路向上。民间法作为法律的社会化阐释方式,一方面作为法律多元之一而有利于法律的多元本质阐释,另方面作为媒介法律与社会的方式而助益于解决法律内部的逻辑困境和实现法治。民间法要以法源等方式和途径在制定法中凸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才能助益于法治的实现。民间法研究不仅以条分缕析的问题意识、疑难思维突破和弥补系统论法律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而且在其中渐进的、点滴的展现和型塑着作为法的目的与价值素材的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因而从思维方法和目的与价值两方面不断型塑和提升着中国法学的科学性。     

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

将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首先面临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是对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进行论证。司法的场域运行表明民间法在司法中强有力的存在,与此同时,由于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以及对司法解决纠纷功能的重视,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不是被夸大了,而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在司法实践中,民间法的价值具体体现在:有利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推进和谐司法;有利于顺应主体社会生活的权利要求,维护法律权威;有利于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达致善治。     

论刑事案件的事实结构

在传统案件事实构造研究中,往往将原始事实与生活事实,法律事实与裁判事实混为一谈。为求清晰展示案件事实的内部结构及发展演变过程,将案件事实视为从历史维度的原始事实、一般经验世界的生活事实、进入法律视界的法律事实到最终定案根据的裁判事实更具说服力。另外,在构造案件事实的过程中,事实模型总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它起着连接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重要中介作用。     

论民俗习惯在法律渊源中的地位

习惯／民俗习惯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但一直遭到法学界的忽视和误解，并受到制定法的轻视。本文立足于“中国问题”．论述习惯／民俗习惯在法律制度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试图为习惯／民俗习惯正名。通过对比分析主要国家（包括我国）的习惯／民俗习惯法律渊源中的现实地位，建构性地提出我国对习惯／民俗习惯的法源地位进行重构的可能路径之一；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有必要认真对待民俗习惯，化解法官选择适用民俗习惯时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所遭遇的两难困境。     

《民法典》中真实物权的判断标准

《民法典》物权编对真实物权设立了三种判断标准，即公示标准、事实标准和意思标准。基于绝对权的定位，通常以法定公示机制展示的物权为真实物权，此即公示标准，但这种标准并不唯一。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征收等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客观事实能成为真实物权的判断标准，此即事实标准，与该事实不符的公示是错误的，公示的权利不是真实物权。此外，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土地承包合同等当事人的合意也能成为真实物权的判断标准，此即意思标准，在不涉及第三人时，应按照意思标准而非公示标准来判断真实物权。     

The Judgement Criteria for Authentic Property Right in Civil Code

The Property Right Chapter of Civil Code has established three criteria for judging “authentic property right”, namely, publicity criterion, de facto criterion and criterion of consensu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absolute right, a property right displayed via publicity mechanism is usually recognized as the authentic property right, which is called publicity criterion. This criterion is not unique. Under special legal stipulations, objective facts that directly trigger property right alteration such as expropriation will have impact on the judgment, which is called the de facto criterion. Publicity inconsistent with objective facts constitutes error, and that publicized right shall not be deemed as an authentic property right. Moreover, where permitted by law, the consensus of the parties in contracts such as in land contracting contracts can be applied as the criterion of consensus. When there is no third party involved, the authentic property right should be judg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terion of consensus rather than the publicity criterion.     

论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多元框架下的考量

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民间法研究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之根基,因此有必要对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一番考量。文章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置于多元框架下考量,分别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法律教义学有效性与社会学有效性等方面展开相应的探讨。文章认为,在寻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架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性沟通、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动态平衡、法律教义学有效性与社会学有效性的适度兼容中,彰显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法律作为一个变量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具有较大的差异。而在法律分布数量较少或不均衡的地方,恰恰是民间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民间法与国家法既有相协调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因此,在法治建设中应当谨慎权衡,尽可能的消除规范适用中的冲突,从而实现法律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