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困境与出路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几个难题需要研究。造成司法实践困境是因其立法存在严重缺陷，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其最高刑罚只有五年有期徒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经成为贪宫的一道“免死牌”。需从立法上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考虑对此罪名进行修改，在提高量刑幅度的同时，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建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唯一举证责任倒置的犯罪。本文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和实施有一定的缺陷,拟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法律监督制度等构建较完备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个罪。     

重新审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兼论完善立法的相关措施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1988年产生以来,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围绕该罪的存废问题展开了诸多争论。对于该罪的争论涉及到立法的正当性、犯罪构成要件以及诉讼程序等多个方面,这在刑法分则各罪中是较为罕见的。面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存在争议的罪名,本文通过对该罪的设置正当性、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等争论较多的问题进行论证和分析,认为以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更为合理和正当的选择。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及其修正

刑法第395条第1款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规定,在立法理由、犯罪客观要件等方面均存在缺陷。为贯彻科学的立法精神,借鉴他国的立法例,建议取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名,而以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罪罪名代之,并完善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如此,刑法将更加完善、科学。     

应尽快健全财产申报制度

目前,一些人认为我国《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偏低,但笔者认为,目前将此罪与贪污贿赂罪比照,从而提高量刑标准,有关配套的法律制度尚嫌不足。由于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财产收入申报制度,而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恰恰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现行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的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行为。由于该罪在客观要件、法定刑以及与之配套制度等方面存在着缺陷,制约了在司法适用中的效力。为此,从刑事立法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反思、整合并加以完善十分必要。     

制度不足与“兜底”条款——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理冲突、现实选择与司法应用

有效惩治犯罪与避免伤害无辜,是刑事法治永远讨论不断的话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这种价值追求、现实选择与制度平衡的一个缩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遇到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制度问题的一个体现.关于"保护贪官"存在合理性的责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两弊之衡取其轻的功利选择,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贪污、受贿等罪的兜底性规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关于面临"涉罪无辜"正当性的质疑,问题在于制度不足.因此,建立保证本罪正当性的"前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必要的.     

简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的承担

自刑法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来,对于该罪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产生了较大的争议。本文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展开论述,认为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共同承担举证责任。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说明来源”的性质

笔者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说明来源”并非举证责任的倒置，而是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承担的一项积极作为义务。 我国刑事立法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本意是促进国家廉政建设，维护国家对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身份决定了他们负有接受国家和人民监督的义务，包括在财产状况方面。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理论上存有重大缺陷。立法上的弊端必将随着司法实践的增多而凸显。更为重要的是 ,其规定导致了刑法体系的不协调 ,破坏了刑法公正与功利合理的平衡关系 ,并将造成诉讼程序上的诸多困难。因此 ,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同时 ,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拒不申报财产罪无疑是可行之策。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基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近年来持有型犯罪立法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而持有型犯罪与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存在天然紧张关系,在司法上应限制持有型犯罪的适用。除非法持有枪支罪外,不应认为持有型犯罪的正当性根据(处罚根据)在于持有行为本身的抽象性危险,而应认为持有型犯罪属于一种立法推定性规范。处罚吸毒者持有、运输毒品的行为,系变相处罚吸毒行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不应简单地将持有型犯罪看作继续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以外的持有型犯罪,持有期间的法律变更不具有溯及力,追诉期限应从持有之日而非结束持有状态之日起算。主动交代存在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决生效后查明来源的,应当撤销原判决,以所查明的来源定罪处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主体问题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就争议颇多。虽然说新刑法明确规定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仍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从触犯本罪的主体来看,自然人、单位、共犯等问题,都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准确界定这些问题对立法乃至司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个问题

“司法机关无法查清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和“非法获取巨额财产”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客观要件 ,本罪的行为只能是不作为 ,不作为特定义务的来源是司法人员的责令。行为人受到责令时 ,如实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于贪污、受贿 ,不能视为自首。行为人的本罪被定罪判刑后 ,又查明其以本罪判处刑罚之涉案财产为贪污、受贿所得 ,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可构成本罪共犯。为弥补本罪之立法缺陷 ,应直接将本罪以贪污或受贿罪论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实证分析-以100例司法裁判为研究样本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的司法适用分歧,折射了关于证明责任和无罪推定之间关系认识的模糊不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被告人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不宜理解为“提供证据的责任”,而应阐释为“较大可能性”或“优势证据”标准的“说服责任”,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限制角度,充分考虑该罪立法目的以及在我国的司法适用情形,从比例原则的角度进行的正当性考量。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若干问题探究

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关于"行政执法人员"的范围,主张"职权享有论",行政执法人员是指享有和行使行政职权的人员;关于"依法应当移交"的理解,应区分"依法移交"与"应当移交";同一违法行为引起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应合并适用,在程序适用上应坚持刑事优先原则,行政执法机关移交刑事案件前不应先予作出行政处罚.     

反思与重构--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再认识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理论界争议颇多,这固然与其立法的不周延有关,但澄清以下问题则有助 于纷争的解决,即该罪的本质并不在于行为人拥有差额巨大的财产本身,而在于其不能说明或拒 不说明的行为;该罪的举证责任也不存在倒置问题,是由司法机关和行为人共同承担的。     

How to deal with virtual property crime: Judicial dilemma and a theoretical solution from China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evidenced a large number of criminal precedents on virtual property crime, but how to deal with it remains controversial,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us, systematic studies based on relevant precedents and doctrines are urgently need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conceptual boundary of virtual property,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virtual property crim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quantitative element of virtual property crime. Accordingly, the current research also seeks to shed light on other countries facing the sam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criminal law, virtual property should be screened by three substantive criteria: digitization, value and scarcity. Whether virtual property is identified as a property right or a contractual claim in the field of civil law will not substantially affect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Virtual property has both property and data features, and the different legal interests carried by both should be protected by criminal law. For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virtual property crime, there are three approaches: property crime, data crime and computer crime. The three do not have a ranking or mutually exclusive relationship, and the principle of ideal concurrence (Idealkonkurrenz) should be applied. When determining the quantitative element of property crim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users and game operator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and the actual property damage standard should be favoured. When considering data and computer crime to determine the quantitative element, we should not rely excessively on the criteria of illegal income and economic loss, but should make a comprehensive Judgment around the degree of legal interest infringement.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评析

合同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其目的在于对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从重打击,其原因在于一般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了公司财产所有权,更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管理制度。然而,在两罪法定刑量刑幅度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授权地方制定的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均高于一般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一个合同诈骗行为依合同诈骗罪条款无罪或罪轻,依诈骗罪条款有罪或罪重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