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块互动视角下土政策的生成及演化——基于C县小额信贷政策的过程追踪分析

为什么基层治理中会出现土政策？大量存在的土政策对体制运作又有何影响？本研究以条块互动为分析视角,利用过程追踪分析,对C县小额信贷土政策的生成过程进行深度剖析。研究发现土政策的生成经历三个阶段：（1）任务下达阶段：直线条条设置了过高的绩效目标,斜线条条设置了明确的限制条款,块块部门施加了过强的行政激励。（2）变通执行阶段：行政激励迫使下级部门突破限制条款,以追求更高绩效目标,并且在变通过程中有效防控了变通风险。（3）寻求认同阶段：当变通政策取得绩效后,下级部门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认同,不同的上级部门因为绩效共享与否、责任共担与否而给出不同的认定意见。如果上级部门默许,或者多个上级部门意见相左,变通政策就演变为土政策。土政策生成是制度内条块互动的结果,土政策演化则反过来推动制度的渐进变迁。本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政府中条块关系、政策变通的认识,也弥补了街头官僚研究中忽视政策评估阶段的缝隙。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在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方面的体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归宿。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基层行政是国家治理回应公众需求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是社会公众评价国家治理的关键依据。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以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选择。街头官僚以及基层行政的现状,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行政领域留下的印记,也是基层行政承担其历史使命进行主动建构的历史结果。必须将顶层设计对街头官僚行动的社会功能期望加以转化,街头官僚行动理应具备维护法定权利、巩固正式制度、促进社会团结的现代价值取向。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

政府机关中的街头官僚是指处于基层或一线,直接与公民打交道的政府公务员.他们处于政策执行的末梢环节,掌握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对公民实施赏罚决断.街头官僚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动逻辑.街头官僚一般的行动逻辑可以归纳为四个典型的方面:激励不足,职务晋升机会的缺乏导致激励不足;规则依赖,安全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促使他们在照章办事的逻辑中寻求免责;选择执行,即在约束条件下选择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执行;一线弃权,即刻意规避某些麻烦的、危险的、需要更多付出但难以见成效的工作,并日益远离一线或现场.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必须从管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四个方面入手,并运用相应的控制工具.     

“街头官僚”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以基层官僚官民冲突与困境为分析文本

政治家和高层管理者制定的政策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街头官僚如何去实施。这是街头官僚工作的实质,其理论核心为自由裁量权。借助自由裁量权,街头官僚一方面设法抵制上层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对其顾客进行自主制裁。由此就形成了街头官僚以"敷衍行事""规则依赖""粗暴执法"和"一线弃权"为主要特征的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基于该逻辑,反思了当前的基层官僚官民冲突与困境,分析了其根源的时代、体制、思想三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借助西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理论,提出了从外部和内部同步进行双重的街头官僚责任控制实现路径。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逻辑研究述评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领域,学者已经采用“政策变通”、“选择性执行”、“基层共谋”、“政策梗阻”等本土特色明显的概念描述政策执行失败的现象.公共政策执行的结果为何与既定的政策目标相违背,政策执行为何频频失败,执行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该问题一直贯穿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文献.沿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路径,总结出现有学者主要从央地关系、街头官僚、行政体制、行政生态、政策性质、制度视角以及组织视角提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七种逻辑诠释.这些研究成果多着眼于个案,缺少理论对话,未能辨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距离提供一个实现共识性和普遍意义的逻辑图象仍有一定差距.利用正反交叉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揭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TAM和TPB整合模型的经验研究

公务员是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实施主体,如何激发公务员的推动意愿是实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关键环节。本研究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基于305名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对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主要受感知有用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感知有用性对推动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强,感知易用性负向显著影响推动意愿;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均以行为态度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分别以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未来,激励公务员积极从事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通过强制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来强化公务员的主观规范认知,进而提高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自发性意愿;通过风险防范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提高公务员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积极意愿;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公务员的主观认同感和知识技能,进而提高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主动性意愿和能力。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基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多案例比较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本文立足于政策执行的经典理论,从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角色的视角构建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行为差异化的理论解释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响应行为受到其扮演的“国家代理人”、“理性人”和“社会代理人”这三重角色的影响。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为例,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三重角色会影响其政策执行的主观意愿,地方政府可支配资源会对政策执行形成客观约束,最终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序列是解释其政策响应差异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改善民生保障提供了新的思路。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选择--基于制度创新角度的探析

相对而言,我国地方政府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执行力还比较滞后,这与地方政府组织的资源短缺、执行主体素质不高、执行机制不合理等因素有关。要提升地方政府组织的执行力,必须大力推进政府制度创新,包括重塑政府组织架构,推进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创新,建立完善统筹各方的政府利益整合机制,同时必须健全政府的执行监控机制,培育异于官僚文化的新型政府执行力文化,等。     

影响我国现阶段政策有效执行的原因及其对策

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诸如政策执行者、制度、环境等因素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些因素不仅影响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还可能导致政府权威流失，危及政策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巩固。本文着重从影响我国现阶段政策有效执行的主要因素入手，进而探讨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对策：塑造政策执行的能动主体，营造政策执行的有效环境，构建政策执行的制度结构，突破政策执行中无效路径的依赖，以期能够对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效率的提高有所助益。     

都市街头冲突的生成与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城管执法调研

现代化过程通常伴随着政治上的动荡,都市街头暴力便是其突出表现形式之一。街头暴力是在边界与机会机制的作用下生成的,治理边界的伸缩、行动者的经验及地方行政和政策环境都可能成为街头暴力冲突的因素。以暴力伤害的显著性和协同度及行动主体特征为标准,当前都市街头暴力冲突可划分为分散性暴力、投机性暴力、威胁性暴力和专家性暴力这四种类型。政府根据行政预设目标和暴力类型采取分类分级的治理机制。监控机制、接点机制在街头冲突控制中的运用标志着着城市技术治理的兴起。将街头暴力冲突还原到行动者的关系与互动中,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其根源并从中探究当代都市的稳定机制。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

在官僚制模式的行政体制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是按照层级节制的体制执行的,所以末梢的基层官僚直接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公共福利的资源分配,李普斯把这种基层官僚叫做街头官僚.本文正是以街头官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他们特有的行为逻辑,由于外部的监督与控制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重点从行政伦理的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提出了探索性的伦理建设意见.     

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官僚制模式的行政体制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是按照层级节制的体制执行的,所以末梢的基层官僚直接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公共福利的资源分配,李普斯把这种基层官僚叫做街头官僚。本文正是以街头官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他们特有的行为逻辑,由于外部的监督与控制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重点从行政伦理的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提出了探索性的伦理建设意见。     

"脱贫不脱政策"的片面执行何以发生? ——基于河南省4个脱贫摘帽村的分析

当前,"脱贫不脱政策"方针的片面执行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阻碍因素,其具体表现是已脱贫村落内部存在分支性政策执行优先级的失衡.通过引入政策变迁的分析视角,对河南省中部的4个已脱贫摘帽村的案例分析发现,"片面执行"的发生逻辑是政策场域内部权威概念的迁移主导,直接推动因素是激励方向转变带来的执行主体变更.通过"片面执行"对基层政策场域的冲击衍生出三重变迁成本,它们分别影响着产业扶贫项目后续运行的抗风险能力、已脱贫户的行动策略以及构建型扶贫政策的可持续性.基于基层政策场域的资源禀赋限制,"片面执行"及衍生成本的治理应遵循普遍性原则与例外性原则,而法理阐释则是巩固扶贫政策长期合法性基础的关键路径.     

公共政策执行困境组织结构性因素的分析

现代国家的公共政策执行一般都依赖于官僚制的组织机构,而官僚制组织机构既有的结构性因素往往会导致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甚至失败.官僚制组织追求稳固化倾向,官僚制组织目标多样化和官僚制组织结构多层级性均可能造成公共政策执行困境.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执行组织结构困境的应对策略在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政府负担;改革传统官场文化,平衡多方利益;增强政策执行科学性,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政策执行中“变通”问题研究——以河北省部分地区包产到户为中心的考察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虽不是国家行政系统中的组成人员,却是贯彻和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神经末梢,因此,在“变通”执行政策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尽管上级的教育和整训比较严格,实践中广大队干部与农民一起,采取多种应对策略,对集体经营等比较硬性的农村政策进行了修改“变通”.探究原委,维护村庄稳定与社员生活是“变通”的主要原因;疲于应付十分棘手的经营管理是“变通”的主观原因；费力不讨好、经常被问责是“变通”的社会心理动因;乡土村落中重人情往来的传统文化使队干部尽可能地向农民靠拢.总之,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反思集体化时期的乡域治理,同时也对理解现今农村基层干部“有选择性”地执行政策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时代情势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理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探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通过构建制度供给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三维架构,可以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困境进行清晰的展现。研究发现,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面临制度供给层面的基础性困境、政策执行层面的运行性困境以及社会动员层面的参与性困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增强制度供给的协调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激发社会动员能力,创新社会动员策略及传导机制。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优势与制度逻辑

在党和政府的长期探索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及实践优势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从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看,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在实践中具有执行环境和谐稳定、执行方案科学民主、执行主体协同高效、执行对象合作参与的优势。从制度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政策执行优势产生的根本基石,党领导决策和行政体制是政策执行优势发挥的基本保证,政府执行的体制和机制是政策执行优势运作的重要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