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制国家权力配置规范化的路径选择

当代单一制国家的次国家单位既包括普通行政区域,也包括各种享有不同自治权的自治单位和行政特区。对单一制国家为什么会采取多样的次国家单位形式,单一制理论未曾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由此在次国家单位多样化发展出现超出现有权力体制规定时,单一制国家只能被动应对。要克服这种情况,就要使单一制理论突破对权力配置的静态阐释。从纵向权力配置的动态过程来看,次国家单位的多样化植根于社会共同体的多样化需求,只有建立社会共同体对次国家单位权力组织的诉愿表达和中央统一权力配置过程之间相互沟通的规范程序,将次国家单位发展过程整合到统一的法治体系中来,才能保持单一制国家统一权力体制的稳定和权威。     

家族文化与乡村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家庭是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基础单位,在长期共同生活和世代繁衍中,家庭不断扩大,形成为一个由若干以姓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组成的家族。传统中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社会,许多村庄是以姓氏命名的。家族通过血缘关系将若干家庭联结在一起,并内在地产生出家族社会权力。从古至今,家族社会权力深深地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治理之中。当前,乡村人口仍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一、村落家族文化的再度兴起与转型。历史上的家族是一个集体行动的共同体,家族有自己的集体土地、集体财产、集体…     

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走出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认识误区就会发现 :乡绅、宗族势力这类乡村“内生权力结构”固然有着与专制国家共生同构的一面 ,但在他们主持下的地方自治实际上又是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 ,而在农民、乡绅、宗族之间除了阶级关系之外 ,还存在着某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乡绅、宗族组织在慈善救济、教育、治安等公益事业方面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造成了当时意义上的“小政府 ,大社会”局面 ,客观上对农民有利 ;在国家赋役不堪重负或天下大乱时 ,乡绅、宗法力量主导的自治自救活动既可避免社会的全面崩解 ,担负起文明储存器的功能 ,也可以为农民提供一席避难之地。同时 ,宗族关系在支撑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归属感和生命的“意义世界”方面 ,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共同体变迁过程中农村青年的思想冲突与调适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农村共同体正经历着现代化的转型,现代"社会"正冲击与消解着传统共同体。这一过程导致了农村青年在认同、信任和接纳这三个核心价值层面出现了变化、矛盾与冲突。他们向往城市却认同农村,人际交往圈子在扩大信任圈子却在缩小,对新成员的接纳与选择并存。在冲突中,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共同体需求,并自发外移共同体以满足归属感,维持共同体以满足安全感,返回共同体以寻找确定性。新农村建设除了要继续发挥它的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外,还应该强调它的社会功能,将"新农村"建设成为既保留传统共同体核心价值,又能有效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以调适农民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冲突与不适。     

国家建构视角下的妇女解放——妇联的视角

建国后,妇联为了将乡村妇女组织到政治共同体中,必须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妇联首先选择以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突破口,重塑妇女的思想观念,将符合党和国家意志的妇女观、婚姻观、家庭观渗透到乡村社会.这样就打破了传统家族共同体的局限性,重构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网络和关系.党和国家在保障妇女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妇女群体的控制能力.通过解放妇女,党和国家最终将其意志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实现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     

技术革新与国际体系变迁

国际体系指在一定结构中体系构成单位通过互动构建的共同体,国际体系并非亘古不变,而技术革新推动着国际体系的变迁。技术革新构建新行为体并重新分配了不同类型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尤其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功不可没;技术革新提供了行为体之间互动的能力,刺激了行为体强化互动的动机;技术革新改变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进而塑造国际结构。     

历程与进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横观

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发生主要体现在领土主权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和责任意识三个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实现了结构与制度两个层面的法理确认；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正确看待内外关系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了其内涵的双向延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浸润。总的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其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了由低到高的理论化进阶和由虚入实的社会化进阶，从而在理论上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并在现实中符合国情、有益国家。     

海外华侨华人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探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海外华侨华人作为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纽带,具有融通中外、连接东西的优势特点,在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充当沟通经贸合作的桥梁、促进文化交流互鉴的纽带、实现科技合作的"催化剂"以及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抓手。因此,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要广泛团结海外华侨华人,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形成最大合力。     

新时期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特点分析

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意味着农民对党的信赖感和归属感。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事实上正在直接行使公共权力,这种权力应该获得农村社会力量的认同。进入21世纪后,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主体、客体和环境要素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了的要素交织在农民对党政治认同实践中。同时,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趋于多元化;公平公正成为党获得农民政治认同的现实基础;农民对党政治认同度呈现出复杂性、层次性和区域性特点。     

政府管制的根本:突出的公共性与利益中性

作为权力主体,政府也是利益相关者,如无科学的授权约定、行权监督和权力行使后的社会反馈,政府的逐利性反而是难以约束的,其失控既表现为垄断的扩张,也表现为设租与寻租,其文化基础则是非文本化下的规则弹性与多重标准,相应的治理思路则是限制垄断,尊重和保护多数人的私权并约束公权行使的边界和将其全过程尽量透明化,而这有赖于一个开放和民主的机制,形成一个简单清楚,社会各个利益相关者都不得不自觉接受其约束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政府管制的根本要求,就是突出的公共性与利益中性.     

浅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

在传统皇权主义体制下的中国,"皇权不下县",在广阔的乡村,皇权、绅权、族权和农民构成了独特的乡村治理生态。其中,乡绅具有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它是其他权力主体的缓冲器,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乡绅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并不能冲破皇权主义的禁锢,也并不存在"乡村自治"的情况。     

强制拆迁、财产权保护与地方宪政构建

近年来,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以侵占农民宅基地和强拆民房为主要标志的拆村并居、强制农民上楼的运动,掀起了对农民权益的新一轮掠夺,引发了不少自焚抗争现象。农民被迫自焚,充分体现了地方权力的滥用与失控。在中央以行政手段制止地方滥用权力的同时,自焚抗争现象也对学界提出了如何加强地方宪政建设的理论课题。加强地方宪政建设,将地方权力纳入宪政框架和法治轨道,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任务。     

重塑亚洲观念: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

新地区主义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度形成热潮,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然而其理论和实践前景也颇受质疑,甚至有人提出"衰落"之说。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研究热的兴起,重新认识"亚洲观念"已是迫切之需。本文借鉴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成果,提出重塑亚洲观念的学术命题,希望对中国视角下的新地区主义研究有所促动。概言之,新地区主义对亚洲观念的历史性塑造体现在三个方面:地区利益聚合和整合的发动机,地区权力分布和演化的平衡器,构建地区认同意识和地区共同体观念之光的灯塔。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后,亚洲观念面临新的反思和重塑。未来的亚洲将始终是一个多元和多样化的亚洲,不会形成一个"单一的亚洲"。亚洲观念并不构成任何一种理想的文化类型,而是深刻反映着亚洲地区的结构性权力变动和互动。地区共同体建设作为亚洲观念的核心,将建立在完成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亚洲观念的重塑主要是一个学术命题,应当纳入全球学或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科领域加以深入研究。     

共在与共生:论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始终未能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后工业化的复杂性倒逼着治理系统必须尽快由管控走向合作,摆脱相互缠绕的奇特问题引致的各种不可治理性。政府与社会组织作为共在的治理主体,亟需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由目前的共在状态转变为共生状态。维系合作共生关系的纽带不是法律或权力,而是一种"共同虚构",这种虚构要保证"他者"的在场。共同虚构在绑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一种无形的边界,将这种新的治理共同体围困其中。这就需要对拱卫封闭性的传统秩序进行彻底变革,置换治理主体的传统行动逻辑,改变他们对合法性秩序的追求,转而建构一种合作性秩序。     

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之程序保障

一些地方政府在以行政力量强势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单方面推进,农民没有知情权,集中居住的相关信息不够公开,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地方政府公开农民集中居住决策相关信息的法治价值在于保障农民的知情权,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深化集中居住决策的信息公开,要求地方政府既要公开并提供全面准确的集中居住决策信息,又要通过多种途径为广大农民及时获知集中居住决策信息提供便利。     

网络传媒对执政党权力基础的影响

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政党的核心作用在于作为"桥梁和纽带"来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执政党之所以能够代表民众执掌公共权力,其基础在于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随着网络传媒的高速发展,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和运行方式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农村土地流转：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关系的研究

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行使的规范性问题。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权力行使,主要表现为抽象行为、具体行为、服务指导行为三种类型。在现实中政府权力行使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这也就侵害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要合理调整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和健全土地流转风险保障机制、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农民就业培训机制、构建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权力神秘化的批判及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颠覆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国家权力神秘化的除魅。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传统政治思维影响、国家的虚幻共同体形式、唯心主义阐释与国家权力垄断是国家权力神秘化的几个原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权力回归社会、民主与监督是消除国家权力神秘化的前提与保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消除国家权力神秘化仍然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权力神秘化的批判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大学、政府、市场的权力生态关系

高等教育是一个多元主体治理的复杂系统.作为高等教育的治理主体,大学、政府和市场不仅是一个"关系共同体",而且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以此为基准构建它们之间的生态关系、分配与平衡彼此之间的权力.     

网络传媒对执政党权力基础的影响

政党的核心作用在于作为＂桥梁和纽带＂来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在于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现今,网络传媒的高度发展对执政党自身、民众与执政党沟通方式、民众与公共权力的关系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形之下,执政党需要认清形势、看准趋势,按照网络传媒自身的客观规律进行管理和利用,以期实现与网络传媒的良性共处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