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捆绑式”年检法律问题的思考与预判

有关机动车年检中附加履行义务，即常说的机动车“捆绑式”年检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视角，对人民法院裁判逻辑进行解构分析，不难发现“捆绑式”年检的规定在立法技术、法律规则与法理支撑上存在先天不足。法律适用争议的背后实质是法律规定与执法实际之间的较量。通过对相关法律修改趋势与价值取向进行探究，对信用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的可行性探索，能够预判交通违法行为处理与机动车年检“松绑”将成为法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营造有益法治发展的文化环境

一方面，法律是有其局限性的，法律体系的形成不等于立法工作已大功告成，还有新的立法任务有待完成；还有司法、执法、守法方面的艰巨任务有待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法律不是万能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还有契约、伦理、道德、审美情趣、公民意识、科学理性、家庭文化等等，都是法治建设的文化环境，影响着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这些调节手段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既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相得益彰；也可能相互抵牾、相互掣肘从而相消相殒。欲推动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十分重要的便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营造有益于法治发展的文化环境，使外在的法律以及整个法律体系“内化”为内心的信念与要求，从而“外化”为自觉行动。     

“法治”必须“诚信”

所谓“诚信”的“法治”，就是在立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法治”环节，都要讲“诚信”。     

如何消除“钓鱼执法”

上海闵行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手段，引起了广泛争议。在媒体和公众对这种“执法”方法进行道德评价的同时，笔者从法律人的视角探讨发生这种行为涉及的法治问题。     

法之难行之源——法律至上信仰之缺位

法的运行离不开法的信仰，“法律至上”之缺位体现在我国立法、司法、执法及执行等各环节，我国虽然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并迎来了一个繁荣的立法时代——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层出不穷，但法律仍难以很好地实行，法之难行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巨大障碍。我们不应该只注重在形式上法制的完善，更要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     

马怀德：依法治国制度建设向法治实施转移

法治的核心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使之得到一体遵行。法律得不到实施，形同具文，不仅损害法治权威，也无法实现法治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要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这就抓住了法治的核心问题。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科学立法是基础。立法要扩大公众参与，克服部门本位主义，超越部门利益，制定出公正合理、操作性强的“良法”，为法律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保证法律实施，严格执法是关键。因为我国80％以上的法律法规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表达”与“实践”——以宪法定位与实践的背离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实践存在较大差距和背离，这种背离现象引起了理论界关于检察制度的质疑牙口争论。导致法律监督职能“表达”与“实践”之间背离的原因是法律监督立法本身不协调、法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移植法治”的路径造成检察制度多元混合体的弊端、制度变革中“立法推动主义”路径的局限以及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卷化”倾向等。“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引起理论争议从而削弱检察机关的权威，也可能促使检察机关采取推动法律监督立法、成立专门的诉讼监督机构等多种措施强化法律监督，以逐渐找回自身正当性的定位。     

“法治”必须“诚信”

所谓“诚信”的“法治”,就是在立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法治”环节,都要讲“诚信”。首先,在立法环节要全面体现“诚信”原则。法律的前瞻性和稳定性要求其内容必须立而有“信”,保持相对稳定,不可随意偏废或朝令夕改,以起到引导公众行为、指示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法律的统一性要求法律体系要绝对统一,不能违宪,不能前后或互相矛盾,特别是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能与基本法律相抵触,不能让执法者和遵从者无“信”而从、莫衷一是。在内容设计上,一方面要积极评价“诚信”行为,否定和惩处失信违约行为,如在民法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在刑…     

拷问法治“公众参与度”

2011年的夏天，高速行驶的中国法治列车，不可回避地遇到了一个关键词——“公众参与度”。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有一段对法治的经典定义：第一，要制定有良好的法律，第二是法律得到公众普遍遵守。前者易于理解，关键在于立法技术。30余年的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已由一个“贫法”国家，变成了一个部门法律齐备、法律体系健全的“富法”国度，在法治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可谓举世瞩目。后者则比较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民众参与度休戚相关。     

基层执法产业化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新因素

现代国家都以法治为根本，以立法、守法、执法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调整“官”与“民”及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几年里，大力抓了法制建设。立法方面已制定400余件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决定，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也基本制定，可以说法律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及法治机制构建

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方法.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是法律冲突问题、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生态及环境保护问题、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之法律地位问题以及国内相关立法之衔接与修改问题.为此,一方面,应通过制定相关行动计划、建立协商谈判和决策协调机制、确立共同行为规则等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宏观问题;另一方面,以解决相应微观问题为目的,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冲突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法治保障机制、生态及环境保护中的法治合作机制、民间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法律地位之确立、推进国内相关立法的完善修改等方面予以法治化建构.     

论法律信用与和谐社会——以“煤官撤资令”为例的分析

我国目前法律信用的缺失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最大障碍,国务院最近颁发的要求煤官们限期撤资的“煤官撤资令”就是法律信用缺失的明显表征。当下通过法治的力量来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树立和培养立法信用和执法信用,从而不断消解法律的随意性、混乱性和疲软性而增强法律的神圣性、权威性和必行性,为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石。本文结合“煤官撤资令”问题谈谈法律信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     

“依法治国”与法制现代化

<正> “法制”可用于法律制度的简称,可以指相对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法律的制度”。但这种表述是一般语义上的使用,不应成为“法制”在法律科学上的定义。“法制”是基于法律制度而形成的社会法律秩序的总和,是法律秩序结构中与社会发展要求相辅相成或相反相离的矛盾关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的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法现象,而“法制”是凡有法律制度的社会都存在,不以法律性质的良恶好坏而影响其存在。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和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有许多思想家探讨“法治”问题。但是现在有人主张,“法治”只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及资产阶级宪法的产生才开始确立。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主要在于: 其一、“法制”所关注的焦点是体现立法效应及目的的法律秩序的制约系统。而“法治”强调     

学习十八大报告新领悟

十八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宪法权利视阈下的农民“法律排斥”问题探析

农民的“法律排斥”与“社会排斥”既相关联，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法律排斥”具有法制根本性、权利本质性和过程系统性等特征。从宪法权利体系而言，农民的“法律排斥”突出表现在：农民的选举权不对等、土地财产权不明确、结社权悬空、物质帮助权缺乏等。解决农民的“法律排斥”问题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需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多个方面予以完善。具体包括修改宪法和与完善专门立法，依法行政与实施普惠政策，确立司法保障与违宪审查制度。     

有法何以不依？

新时期，随着改革形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法律相继出台。法治的健全与完善，意味着“法治社会”的成熟与“人治社会”的结束，因此，凡是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的法律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然而，必须看到，立法仅是建立“法治社会”的第一步，仅有立法而不能认认真真执法，那法所扮演的角色就近似田野驱赶鸟雀的“稻草人”。     

2011年中国法治亮点回眸

2011年是中国法治“发力”的一年，是法治进程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出现的一年。用“发力”这个流行词形容2010年中国法治进程的主题，颇为恰如其分。立法领域，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刑法修正案（八）充分彰显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的修法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执法和司法领域，重拳出击酒驾醉驾行为，醉驾入刑成效显著，并且成为考量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考卷。     

试论完善行政立法

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法治国家所普遍奉行的准则，是依法治国方略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核心。法治始于立法，“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行政立法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依法行政的进程。要实现行政法治，首先要加强行政立法工作，健全和完善行政法律体系。现在，社会上对严格执法、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素质、对执法监督谈论得很多，但对行政立法却未予应有的充分重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对依法行政危害甚剧。我国行政立法的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行政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浅析人民法院之审判困境——以浙江海盐“闯黄灯案”为视角

4月6日,被社会广为关注的浙江海盐"闯黄灯"行政诉讼案件有了定论:闯黄灯属违法行为,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但是该案同时暴露出了人民法院审判面临的问题:立法缺失导致无法可依、执法机关放纵执法、外部监督不当干涉司法以及涉诉信访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加强法治建设,完善立法、强化执法,另一方面更需要人民法官树立正确的法律思维,将社会问题转化为司法问题,在解决法律问题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     

由立法禁止“啃老”所想到的

刚闻“常回家看看”拟入法．又见立法禁止“啃老”。在解决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时．法律成了“香饽饽”。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喜事，这起码说明建立法治国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