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颇·佤族的部落酋长制

马克思说:“古代各国的部落都建立在两种方法上:有的按氏族,有的按领土。按氏族特征组成的部落,比之按领土特征形成的部落较为古老,而且前者几乎到处都被后者所排斥……”马克思关于部落建立的两种形式的论述,普遍适用于世界上的各种部落。所谓按氏族特征组成的部落,是指那些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上的、更为古老的部落,这种部落相当于发达的母系氏族社会。至于按领土特征形成的部落,便是指由不同的父系家族和农村公社依照土地辖区范围的划分所建立起来的部落,这种部落可以称为地域都落或领土部落,这是跨向阶级社会的、世界上许多民族所经历过的部落组织形式。云南省景颇族、佤族解放前的部落酋长制正是这种类型的地域部落。对于景颇族、佤族的部落酋长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对经典作家关于按领土特征形成部落的理解。     

印度种姓的分裂与衍化

世间的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印度种姓制倘若把它发展的每一阶段孤立起来看,各种姓世代相传,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从两千年发展的整体看,同样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于此一制度构成的因素比较复杂,阶级的、种族的、职业的与宗教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印度不同地区又各有特点、加之印度社会的分期,种姓与阶级的关系等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本文不能就整个印度种姓制度作论述,仅就各种姓的分裂与衍化初步理个头绪,提供研究者参考。一、两大种姓如何分衍成     

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是什么

解放以前,我国史学界对原始社会的分期一般采用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提出的“史前各文化阶段”的分期方法。解放以后,由于大量的苏联历史著作译成中文,苏联史学界流行的“原始群说”逐渐为我国史学界所接受。时至今日,我国史学界还有一些同志在编写世界史、中国史时仍然沿用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是“原始群”之说。     

马克思学说何时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的名字最早见于中国的报刊,究竟在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史学界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所探讨,不过那时只查到1902年。当时研究者提到的主要材料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到过马克思(译文作“麦喀士”);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译文作“马尔克”、“嫣及尔”)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也提到了《资本论》。近年来,有的同志围绕这个问题,又作了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和介绍。从最近发现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又有新的进展。     

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马克思论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史过程。如果取明万历说，到晚清，约３３０余年。研究这段历史，以及赋予这段历史以深刻的“中国”印记的中国古代社会之特质，长期以来成为探讨中国近代化，以及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历史依据。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再次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持续热点，且众说众理，莫衷一是。例如：中国古代社会是否亚细亚社会？有的肯定，有的则否定。笔者认为，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马克思论中国社会，是探讨这一问题的关键。马克思关注中国社会缘起于鸦片战争。马克思认为，鸦片战争以…     

印度种姓制和宗教的关系

本文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印度种姓制。第一部份纵向地考察印度种姓制和宗教关系的历史,揭示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影响、最后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发展过程;第二部份横向地研究成熟状态的印度种姓制(即卡斯特制)和婆罗门教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指出卡斯特制完全依靠婆罗门教的教义、教规和教仪来维系支撑,而婆罗门教的教义、教规和教仪又是以卡斯特制为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的。     

黛维引起的思考

才疏学浅， 以前一直以为，印度是一个政治经济都比较落后的国家。一次，一位长者谈及民主选举说，有的国家如印度，即使搞民主选举，选出的仍是并不代表人民利益的领导人。我当时并没有认为此说有什么不妥。 此说大体上也许不错；但是，印度人民院议员普兰·黛维被人刺杀的新闻见报，使我感到上述看法有修正的必要。据介绍，普兰·黛维出生于低种姓家庭，家境贫寒。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非常严厉，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不能通婚、交往，甚至不能共食、并坐。所谓低种姓家庭，即处于最低层、最受歧视和压迫的贱民。因此普兰·黛维遭受毒打、强奸…     

关于奴隶制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兼与胡庆钧同志商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认识和见解。在这些分歧中,有一些问题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的基本理论问题的。为了把奴隶制研究推向深入,现就以下几个理论问题谈一点个人刍见。不妥处,请指正。 一、氏族制解体时期,农奴制因素不可能和奴隶制因素同时产生同时并存吗?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思格斯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后,认识有了很大的发     

有机构成与企业税率

当前,利改税中企业税率确定时,遇到一个迫切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就是生产力特别高的企业获得了超过平均水平利润,对这类企业应不应该提高税率?也就是说,这种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是不是这类企业职工劳动创造的结果?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是说,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有的同志认为能,有的认为不能。他们分别援引了两段马克思的话。一段是:“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     

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对“关于改善基本建设临时工人福利状况的指示中的几点修正”的通知

省人民委员会1956年10月4日发出的(56)省工天字第794号"关于改善基本建设临时工人福利状况的指示"(载山西政报1956年第20期第19页)下达后,根据现在的执行情况来看,有如下问题须作修正和补充:1、指示中的第一个问题"必须给初到工地的工人,规定一至二个月的熟练技术时间,适当降低定额标准,使他们得以提高技术水平,得到基本工资"以及"按全定额计算工资单价后,如果仍有达不到定额者,可按计时标准发给工资",这一点提的不够恰当,那样作会使劳动定额混乱,奖励了落后,也妨碍了计件工资的推行。应当修正为:临时工人初到工地一、二个月以内,给工人一段工作熟练时间,在此时间以内,可突行计时工资制,待其工作熟练后,再实行计件工资制,但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时候,要设法帮助工人达到定额。     

马克思近代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形成的历史

一 马克思的古代和近代东方社会理论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 关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问题,至今争论不休,众说不一,未能取得基本的共识。而对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完整含义,人们在论述时,也几乎都仅限于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古代东方社会理论,而以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为基本内容的近代东方社会理论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甚至将马克思     

印度的“落后阶层”保留制度

印度教是印度的第一大宗教,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一大特征。在种姓制度下,低种姓和贱民在印度社会中备受歧视压迫。20世纪初,随着反对种姓制度运动的兴起,英国殖民者和印度部分土邦王公从自身利益出发,为缓和社会矛盾,开始给低种姓在上学和求职方面保留一定名额,实行有利于低种姓的保留制度。印度独立后,虽然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其影响仍根深蒂固,因此保留制度也被写入《宪法》。     

试论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理念与股份制之间的理论联系

对于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理念的实现形式问题,理论界有人提出了股份制。本文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股份制与“个人所有制”之间的理论联系,二者不论在逻辑论证方面还是在马克思原著分析方面都体现了深刻的内在统一。由此理论地表明:股份制是“个人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个人所有制”为股份制的普遍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种姓制度对当代印度的影响

种姓制度在印度有悠长的历史,对今天印度社会仍有很大消极的影响,使印度民族缺乏同一性和凝聚力。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过多考虑某一个种姓集团的利益,助长了狭隘的地方主义,最终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阻碍了印度社会的发展进程。     

“濮”族辨析

“濮”为我国古代南方民族中的一大族系,多为史家所论及。概而言之,有这样几种看法:其一,濮越异同论。认为濮和越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它们之间不仅文化特征不同,而且分布区域也不同。其二,越濮同源论。认为越和濮在历史上关系很密切,是同一族系在不同时期所出现的不同名称。其三,濮是孟—高棉语族的古称。对于濮起源于何处,史学界也有争论;有的认为初为沿海民族,后乃溯濮水(今澜沧江)而上,迅速繁殖,遍布于西南各省;有的认为濮族发     

试论古印度影响婚姻的因素

古代印度婚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经典、种姓制度、祭祀、嫁妆等等都成了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对古代印度婚姻建构起一个基本框架,并且揭示出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宗教。     

“教育机会均等”是马克思的观点

关于教育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有一个基本观点,即教育是“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和每一个公民的“真正利益”。1866年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讲到儿童教育时,说:“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     

种姓制度对当代印度的影响

种姓制度在印度有悠长的历史,对今天印度社会仍有很大消极的影响,使印度民族缺乏同一性和凝聚力.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过多考虑某一个种姓集团的利益,助长了狭隘的地方主义,最终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阻碍了印度社会的发展进程.     

世界历史的发展有无中心?——兼论西欧中心论的批判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间,史学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西欧中心论的风潮。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有无不同的中心?什么叫“西欧中心论”?关于批判“西欧中心论”有何问题值得提出来研究的?这一联串问题,至今仍有讨论的必要。人类各地区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在不同阶段,必然存在着不同的中心。前四千纪至前二千纪,整个世界都处在原始社会,仅古代东方进入文明时代。埃及文化、     

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几个问题的辩析

史学界在研究和评述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对某些问题存在着有违史实或不切实际的说法。对此,本文就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质疑。 一、关于国民党“一大”前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人员问题 孙中山在确立了联俄联共的方针后,为了准备国民党的改组事宜,亲自委任一些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史学界在对这一机构的表述中,有的只记载其中的几个人,如《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说:“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①有的记载有误,如《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