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理论构建

既有研究大多数从外部技术变迁的角度,将平台型政府视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持的政务服务平台,忽视了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范式转型特征及其理论机制。基于权力结构、核心职能、资源分配机制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区别于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和新公共治理范式,平台治理范式将政府定位于助推自身与市场、社会、个体互动、协商、协作的平台构建者。置于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场景,平台型政府成为新技术条件下党政融合的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搭建开放共享平台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解决跨界公共治理问题,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政府形态。平台型政府概念可以构成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之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制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 ,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中国公共外交项目运作分析——以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为例

北京奥运火炬的全球传递活动，不仅仅是传递奥运理念、奥运精神的过程，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舞台，可以说，奥运火炬境外传递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新项目。火炬传递风波，既显示了此次公共外交的新特点、新突破，又折射出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伴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共外交，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中国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互动发展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就是建构在公共同意基础上的公共管理,以公共权力为制度凭借,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责任担当,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的平衡。而中国的政府行为法治化不足,行政权力缺乏制约,侵权行政、专断行政、非法行政的现象比较严重。虽然新公共管理是否适用于中国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但在实践层面,近些年政府改革以及一系列执政理念的提出,已经具有了新公共管理的趋向。所以,中国公共行政的任务是要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与行政法建设应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

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其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误解与幻想。作为一种外交活动的公共外交是现代大众政治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公共外交的发展正在从强调"公众"走向强调"公共"的新公共外交阶段。作为公共外交理论硬核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实践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当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国家形象的取向。成功、主动的公共外交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的公共外交过于偏重文化途径,但造成当前中国公共外交被动的原因主要还是战略性和价值观层面的。随着中国的社会性成长,新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如何既充分发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热情,又能保持公共外交的公共本性,将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方向。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方国家,它是一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市场价值导向为取向,追求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政府公共管理革命.文章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的背景原因、理论基础和主要思想,论述了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启示.     

公共外交理论探究与中国的实践——兼论人民政协开展公共外交的有效途径

作为外交工作的一个新发展方向,公共外交在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公共外交的理论渊源以及在中国实践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人民政协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探讨了人民政协开展公共外交的有效途径。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互补与融合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取向是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基本取向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政府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推动下,新公共管理理论悄然而至。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再审视则表明,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及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而官僚制因其所蕴涵的理性价值以及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官僚制日益成为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众矢之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因此,公共管理改革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两者的互补与融合,这也是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浅析我国行政管理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改革趋势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西方国家行政管理领域的创新，是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挑战，对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有一定启示作用。但由于国情和改革的背景不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而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和创造性转换。     

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

近年来,公共外交的兴起日益受到人们的瞩目。本文从几种国外流行的公共外交概念入手,分析公共外交的本质特征、兴起原因及其作用,并通过介绍西方国家公共外交机构改革情况,对我国的公共外交工作提出建议。公共外交的发展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元化、矛盾竞争复杂化等新特点,体现了当代政治的发展、外交制度的完善和外交方式的创新,发展和完善公共外交工作对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