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门制改革的系统性思考

优化政府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是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部门制改革应强化系统设计,以更为广阔的"大政府"视角统筹协调党政群分工,统筹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在着力构建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上下功夫。大部门制改革应增强政府的组织弹性和组织开放度,提升政府合法性、回应性和公共性水平。大部门制改革应注重统合社会资源,统筹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改革,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鼓励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参与政府治理。伴随着大部门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改革的内源性动力,加快推进新一轮公务员制度改革,强化改革的制度化保障;在注重政府组织横向结构与功能调整的同时,还要在纵向上谋求实现各层级政府间和部门间的有机协作,发挥好整体政府功能。     

试论大部门制及其改革

“大部门制”是由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率先探索并逐步实行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其主要优势是: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企和政事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行政效能；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决策效能；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有利于精简机构和人员.实行大部门制应当坚持职能有机统一、公益治上、法律规制等基本原则,并遵循通盘规划、顶层设计,上下并举、试点先行,目标明确、稳步推进的基本思路循序渐进地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认真总结 积极推进——浦东新区探索“大部门制”改革的思考及建议

开发开放20年来，浦东新区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一直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探索建立了初步具有“大部门制”特征的行政体制架构，为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但在探索实践中仍面临着一些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认真总结和深入思考，以利于“大部门制”改革的积极推进。     

中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82年、1988年、1992年、1998年和2003年五次行政机构改革,大部门制的改革正在进行中.大部门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全新的改革,与前五次改革相比,改革的背景、改革的核心导向、改革的理论准备程度都不同.推行大部门制改革要明确:大部门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行大部门制要着力强化部门首长的协调与控制能力,推进与大部门制相适应的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对大部门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协调问题和推行大部门制的法律保障问题等.     

大部门制改革:理论的紧张与迷信的学习

大部门制是近年来行政改革的"标签",但中央与地方改革实践存在效果差异。地方大部门制改革并未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支撑大部门制的宏大理论之间具有内在冲突;作为参照系的境外经验和地方本土试点并未完全成功。大部门制改革的核心是职能整合、机构重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重构,这并未超越历次行政改革所蕴含的组织、职能和政治逻辑。未来深化大部门制改革的方向需要在权力重构、职能转变、机构整合和互动治理的整合性框架下整体性推进。     

“简政”更要“精兵”

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在地方上，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浙江富阳市实践的“大部制”改革颇引关注。其中，顺德将41个党政部门合并减少到16个，被媒体与学者以“最大胆大部制”来形容……     

中国改革攻坚阶段的政府转型——在“2005年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的演讲

从总体上说,中国当前的改革攻坚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能否实现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二是能否解决好改革与多数人利益关系的问题;三是能否实质性推进政府转型。在这三大挑战中,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已成为影响整体改革进程的关键性因素。推进政府改革、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已成为新阶段中国改革攻坚的重要任务。     

政府机构改革“化学反应”的结构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部门内设机构的视角

借鉴物质化学反应的一般规律,从政府部门辅助类内设机构、业务类内设机构的组织设置和职能配置实践可知,政府机构改革“化学反应”可以看作一个政府部门内部的结构问题。政府机构改革“化学反应”建立在部门内部结构及其组成元素的基础上,旨在实现部门内部元素的有效衔接与深度融合。政府机构改革“化学反应”应遵循部门内部结构元素的制约共变逻辑,基于内设机构的正式自主性与事实自主性形成纵向上的制约共变关系,在辅助类内设机构与业务类内设机构之间形成横向上的制约共变关系。同时,也应遵循部门内部结构元素深度融合逻辑,形成纵向上内设机构与领导班子之间、横向上内设机构之间的职能协同关系。因此,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化学反应”,应采取部门内部组织结构优化的方式,通过内设机构职能优化协同,完善内设机构组织运行的结构性机制。     

对我国大部门制改革的思考

"大部门制"作为一种现代政府管理的代表性制度,它不仅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操作上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积极的经验,还在制度层面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以大部门制的性质分析作为切入点,进而在考察分析了国外大部门制建立过程中的特点后,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大部门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国家机构改革的经验启示及法治逻辑

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旨在优化机构配置,转变政府职能,破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制约因素.结合机构改革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及国内外机构改革的特点,基本的逻辑结论是改革必须依法而行,在法治的轨道下渐进而动,这是我国历届改革积累的宝贵经验.大部门制通过对政府职能的优化配置嵌入在十余年的国家机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治理效能,但在新的时代要求下依然面临诸多社会问题.要破除阻碍改革的诸多羁绊,必须制定或修改法律法规,建构成熟稳定的法制体系,紧扣新时代的法治生态,才能确保改革的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     

大部制改革:理性定位与战略设计

准确定位与科学规划是大部制改革尚待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大部制改革是以结构优化并精简机构为目标的机构重组行为,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进行大部制改革应从内外两个维度制定战略设计,即以机构重组为中心优化部门结构、职能结构、层级结构,以调整政府与社会职能关系为主线理顺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和政事关系.     

我国大部门制改革热点问题综述

十七大以来,大部门制改革作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学界围绕大部门制改革,尤其是原因、阻力、解决对策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大部门制改革的缘起、改革的深层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对此阐述了个人观点.     

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 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当前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进政府管理创新。要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必须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我国已经确立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取向,但是没有“大社会”是实现不了“小政府”的,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是一条培育和发展“大社会”的重要途径。非营利组织因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对推进政府管理创新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应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     

政府改革新的解释框架:“帕金森定律”的规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改革.前四次改革以精简人员、撤并机构为主,但长期难以摆脱政府机构“膨胀—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后两次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权力下放和政府职能整合为主,但仍然存在改进空间.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政府改革新的解释框架——帕金森定律的规避,认为我国政府机构具备帕金森定律产生的条件,政府改革易受到帕金森定律影响,因而,应采取“减政精兵”的对策来破坏“帕金森定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同时,新一轮政府改革应该在完善现行公务员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施和推行政府雇员制.     

公私伙伴关系与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

公私伙伴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初诞生于英国的一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它在历史上有着多种形态。公私伙伴关系经历了几种形态的演变,即传统的公私伙伴关系、经济—财政型公私伙伴关系、管理型公私伙伴关系和行政改革型公私伙伴关系。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正面临着来自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官僚制结构弊端、公共利益部门化与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挑战。对此,应从创新公私伙伴关系的概念外延角度,力图以决策与执行职能的分离及协调职能的良性运转实现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     

我国新农业:在经济结构升级中走向繁荣--一个发展经济学的视角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和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做出的战略选择。因此,在考虑农业发展和制定相应政策时不仅要以解决“三农问题”为着眼点,还要努力实现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协调发展、互相促进,探索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新农业的成长之路,最终通过经济结构优化和各部门效率的提高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关口

中国跨越不了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这一道行政体制改革关口,关键是如何改革。应大胆借鉴西方国家推进大部门体制的某些经验,充分关注中国实施大部门体制个性;应立足于支撑保障五个建设,科学定位2020年前建立大部门体制的主要任务。     

大部制改革:实现从"分管型"副职向"辅佐型"副职转变

我国大部制改革承袭了过去普遍存在和使用的"分管型"副职模式,外在直接表现出职数多、正副职相互制约、层级联系紧密等特点,内在包含的则是结构与功能失调后的种种缺陷,诸多不利因素将阻碍我国大部制改革顺利推行.西方发达国家大部门体制中普遍实行"辅佐型"副职模式,适应了大部门体制"宽职能、少机构"的特点,是副职模式选择上的本位回归,可资借鉴.在实践中,我国应从角色权限的规范、法律制度的设立、专家委员会功能的发挥等方面推进副职模式的转变,为大部制改革的成功实现创造条件.     

后官僚制时代政府的改革与治理--评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

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两大理论基础之一.近几十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各国的政府改革运动也在不断进行,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传统的官僚制结构和政府运行方式上,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政府改革与治理理念.《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首次系统总结和评价了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作者盖伊·彼得斯基于自身的认识将各国的政府改革与治理模式概括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四大类,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归纳了各种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法治也是改革的重要保障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无疑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尤其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中国历史再一次面临重大挑战和机遇的时候，此次全会成为一次“关键性”的会议。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充分尊重国情的基础上，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通过认真研究问题，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集思广益，针对中国的改革关键点、难点、要点作出了重大决定，相信本次会议将解决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改革的方向性和路线性问题。习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将是我国新一轮民主进步、法治昌明是衡量改革成功的重要指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已到重大历史关口。“法治不仅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的保障。”笔者作为一个从事法律工作多年的律师，尤为关注司法体制改革。下面结合笔者的实际工作，谈一谈学习心得。《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笔者认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对于政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