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诚信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刑事诉讼为视角的讨论

司法诚信问题近年来广为我国社会公众关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诚信是司法诚信的重要内容。分析司法诚信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帮助人们对司法诚信现状和原因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司法主体、法律制度、体制与文化是影响司法诚信实现的四大关键因素,只有努力破解这些因素的制约,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诚信建设才不至于偏离正确的方向。     

诚信文化与司法公信建设

从诚信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制度和文化的良性互动,为司法公信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诚信文化是司法公信建设的伦理基础,诚信文化也呼唤着司法公信的建立,诚信文化与司法公信是一种互动关系。在社会转型期,诚信文化与司法公信的互动会面临一系列的文化难题。为了实现诚信文化与司法公信的良性互动就要破解这一系列的文化难题。     

当前刑事司法诚信所面临的挑战——基于博弈理论的分析

本文根据博弈理论与典型范例构造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程序外、证据、合作三种诉讼博弈类型,具体描述了人们的诉讼行为,揭示了当前刑事司法诚信危机。本文认为,落后的司法观、有待提高的国民素质与多层级集权体制的现实是当前刑事司法诚信危机的根源,并指出变革理念与加强审判独立等制度性建设是消解诉讼博弈,重建司法诚信的根本途径．     

创新诚信管理 促进社会和谐

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加强和创新诚信管理，是当前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文章着重探讨了加强和创新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管理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加强法制建设是促使诚信回归的关键

诚信是道德之本,是做人的最重要的品德,也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经济、政治、司法等领域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诚信现象,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全民的诚信意识,最终有效地解决社会诚信缺失问题。诚信的维护和恪守离不开教育的实施、制度的规范,更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加强法治建设是促使诚信回归的关键。     

论侦查谋略与司法诚信

侦破案件需要智谋,司法权威需要诚信,它们具有冲突性。侦查并非纯粹的司法,取证只是司法的准备。侦查效率需隐蔽案侦情况,司法准备需取证公开。侦查谋略需有欺骗性,司法诚信需有正当性。我国立法曾考虑到谋略欺骗性的合法化问题。侦查谋略合理化有四个标准。刑侦职业道德有异于公开原则,忠于事实和法律是侦查员最大的诚信。其真诚善意,体现在对待当事人的具体态度上。实施侦查谋略,并不必然违背司法诚信。谋略运用需要个人素养,也需要制度保障。如何把握非法取证与侦查谋略的界限,体现在用谋施策的细微之处,反映着司法诚信的大局与面貌。     

法治视域下的社会诚信建设

在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诚信缺失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诚信与法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诚信应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必须依靠法律制度作保障。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监督等各个环节、各个层面推动社会诚信建设。     

论侦查讯问中的司法诚信——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承诺谈起

侦查讯问中司法诚信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司法承诺。司法承诺，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或者就特定的法律后果所作的许诺和保证。在我国侦查讯问中，司法承诺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是我国的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目前此政策的困境就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只有从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两个方面来实现司法诚信。     

试论犯罪侦查中的诚信——从法治视角考察

犯罪侦查属于国家刑事司法行为。尽管犯罪侦查是具有极强对抗性和博弈性的活动,但在犯罪侦查中也需要讲诚信,因为缺失诚信的国家刑事司法行为势必影响国家形象,而且也会动摇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心,并将对刑事司法效益尤其是刑事司法的长远效益造成损害。当然,在犯罪侦查中并不绝对地排斥在一些特殊条件下使用带欺骗因素的手段,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这类侦查手段具有一定的法律许容性。     

法律之治与信任之治——也谈构建法治和谐社会的新路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基本治国方略,但法律的现实运作差强人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诚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     

关于批捕权配置争议的哲学解读

人民检察院行使批捕权有其法律依据。在批捕权配置中 ,对批捕权与检察权关系、批捕权配置的科学性之间、批捕权配置的科学性与现实性之间存有争议或冲突。运用历史相对主义哲学的观点来分析 ,影响批捕权配置的因素是司法改革的整体性、科学性和非理性。     

加拿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依据

对不当或非法获取证据的排除是对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种救济。这说明在加拿大宪法权利从整体上而言被视为第一位的权利,应该得到最有效的保护。作为《加拿大法案》附表B的《权利和自由宪章》于1982年4月17日生效,其中包含有“救济”,即该宪章第24条第2项的内容。如果一经发现证据在获取过程中对被告所享有的宪章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有所侵害,并且此种侵害会败坏国家的司法荣誉,依据本条规定,该证据即会被排除。在多年的适用过程中,加拿大最高法院主导了对第24条第2项的解释,解释以一系到案例为基础,而其法理依据却是自由主义理论、遏制理论与体系完整性理论。     

我国司法官遴选制度的建构

司法官遴选的目的是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各项运行机制,选拔德才兼备,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社会经验和社会主义道德情操的法律人才,为司法机关提供数量充足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法官和检察官人选。科学分类是遴选司法官的前提,建议区分“政务类司法官”和“业务类司法官”,对司法官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两种分类,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官遴选制度的基本框架。     

司法公开社会价值实现路径的思考

司法公开的基本法理在于司法权是一种直接关涉社会正义和公民权益的公共权力。在现代社会，司法公开是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并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司法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功能的实现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而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保障。为此，为实现司法公开的社会价值，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应在司法公信力、司法廉洁、培育法律信仰等方面下功夫。     

防范和规制虚假司法确认

司法确认制度,是随着诉调衔接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背景下,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申请人的不诚信以及法院对司法确认案件进行形式审查等因素诱发该制度运营的偏差,出现虚假司法确认。在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的背景下,通过分析虚假司法确认的发生原因,并从申请人、法院、社会多维度提出对虚假司法确认的防范机制,进而于制度关联间寻求最佳救济方案,最后在重新审视司法确认功能的基础上,将其予以系统定位。     

监狱诚信文化构建初探

监狱诚信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罪犯个人改造、监狱工作的深化、社会和谐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监狱诚信文化具有法治性、人文性、整体性、整合性、动态性的特点。构建监狱诚信文化,必须以"切合实际、兼顾成长、适者生存、与时俱进"等原则为主旨,打造监狱诚信文化新的模式。     

论廉洁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廉洁文化是一种具有多重价值的复合型精神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廉洁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政治伦理支撑。作为一种道德诚信文化,廉洁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道德诚信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文化,廉洁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积极价值牵引。最大限度地发挥廉洁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精神效能,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客观要求。     

检察官职务独立性之研习

检察官的职务独立性能够保证检察官处理司法事务的纯正性。以检察官的法律定位和检察组织体系内部的权力配置方式为视角,考察现代主要法治国家和地区的检察官制度,保障检察官职务独立性的制度设计的重要意义就会显现。检察官职务独立性能够作为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理论基础,对其进行研习能够为主诉检察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理论指导作用。